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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各行各业从业者自称勤劳致富不怕遭雷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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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4-9 10:29:03 | 显示全部楼层
毛远新1966年大学毕业,1968年当上相当于副省长的(辽宁)省革委会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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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4-9 10:36:02 | 显示全部楼层
文革爆发后废除了此前的“人民民主专政”制度,转而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制度,而“无产阶级专政”就是“阶级垄断”,详情如下:

文革时的“无产阶级专政”反对“人人平等”,反对让“地富反坏右”等“阶级敌人”跟无产阶级一样有当公务员、干部的权利,主张把“阶级敌人”作为专政的对象[转贴]文革时期不再像文革以前的那17年(1949年-1976年)里那样实行<u>“人民民主专政”</u>,而是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其中“无产阶级”是指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而“专政”,百度百科的“专政”词条是这样解释的:
专政是“民主”的对称。一定阶级的政治统治。一种国家形态,即一定阶级执掌国家权力,对社会实行国家的全面领导。一方面依靠军队、警察、法庭、监狱等暴力机器,镇压敌对阶级的反抗,另一方面也包括对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等方面实行全面管理、全面统治。
“专政”从字面上可以理解为“专一执政”、“单独执政”,“无产阶级<u>专政”就是“无产阶级单独执政,单独领导我国的各项事业、我国的各个方面”</u>。
文革时期在“无产阶级专政”体制下,<u>富农</u>、地主、历史反革命分子(比如解放前在国民党政府里当过公务员或官员的人)、现行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右派等“黑五类”,以及资本家、“黑帮”(走资派)等“阶级敌人”属于“专政的对象”,属于“被统治阶级”,无产阶级则是“统治阶级”、“专政的施行者”。“无产阶级专政”当然是反对让“专政对象”、“阶级敌人”做“统治阶级”的一个组成部分的,是反对“人人平等”,反对让“黑五类”、“阶级敌人”跟无产阶级平等,跟无产阶级一样享有“专政”的权力的。(“阶级敌人”享有“被专政”的“义务”)。
与“人民民主专政”不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基础就是“让无产阶级对‘阶级敌人实施专政,不让‘阶级敌人参与对我国各项事业的领导”。所以,“误以为文革时期是我国真正‘人人平等的时期”,犯的是一个很低级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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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4-9 14:08:30 | 显示全部楼层
人家毛从来就是把自己的亲属放在最危险最困难的地方。革命战争时期,自己家人就死了6口。建国后和平年代,毛家没有任何人参政。到了文革时期,阵营分裂。毛处境极其的危险,自然把家属放在身边,哪里是你们这些极右东林妖孽理解的享福。毛死后,不是关的关。杀的杀。腿都打折了,被自杀了。这种危险,岂能是上山下乡,没有任何风险科比的?
一群死不要脸的中产极右东林妖孽,自己贪生怕死,鼓吹蒋秃子卖国贪生怕死有理,还有脸对人家说三道四。什么晒比玩意,简直畜生不如了。
战争年代,社会危机时期,你敢往前冲,站队表态,就升官。管你什么年龄,资历。
这都是信仰,拿命换来的。人家小毛后来也因为这个关了18年
现在也给你们机会,你也可以往前冲,搞你们吹的冥猪先整啊。冲了你就是未来的大领导
你冲吗?你敢吗吗?
吓死你个也不敢。你们这群废物自己不敢冲,不敢干。还羡慕嫉妒恨红眼病。
只能当一辈子贱货了。。贱死为止。。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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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4-9 14:14:36 | 显示全部楼层
蒋秃子国民党,对内大搞阶级垄断,阶级压迫,见着手无寸铁的老百姓就宁可错杀3000不放过一人。割裂整体社会关系,制造动乱,
对外欺软怕硬,被日本人暴揍就赶快给日本人送青菜,宁可当孙子也不敢还一句。从1931年,918开始到1941年,中日抗战打了10年都不敢宣战。
极右有产阶级对无产阶级搞了几千年的专政,无产阶级搞一次专政,反过来对应的清算一下极右有产阶级专政。不是自然规律吗?谁叫你搞极右了,搞极右,搞有产阶级专政,必然就会出现极左。这就是自然规律,天经地义的。没有任何问题。只有把极右清算了,有产阶级专政垄断独裁的毒清算了,极左问题才会消失,社会才会走向自然。极右有产阶级垄断不认罪,一次极左都不搞,是行不通的,也不符合社会发展规律。

中共如何对188万国民党起义投诚部队改造?_中国网
http://www.china.com.cn/cpc/2011-06/22/content_22833902.htm

在国民党军队,绝大多数士兵和一部分军官都出身于贫苦农民,都是被抓来、逼来的壮丁,谁没有一肚子苦水?谁没有一把辛酸的眼泪?
国民党士兵在旧军队所受的阶级压迫是骇人听闻的。
在经济上,军官 “吃空”(就是虚报士兵人数,以贪污空额的薪饷和粮代金)贪污司空见惯,克扣士兵的伙食更是“家常便饭”,有的军官甚至还要以“保管”、赌博等形式,勒索士兵的钱财。
在人身权利上,国民党军队内部通行残酷的体罚、肉刑制度,军官对士兵,上级对下级,有随意打骂的权力,甚至可以草菅人命。
地方军阀部队是这样,蒋介石的嫡系部队也不例外。以胡宗南第7兵团为例,据该部士兵揭发,一些军官虐待、残杀士兵达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
其430团的副营长陈××当机一连连长时,士兵刘炎春开小差被抓回,陈××将刘炎春吊起来毒打,打死后,尸体扔到野外喂狗,再把死者的双耳割下来,悬挂在墙上,然后集合全连宣布:“你们看这是什么东西?以后谁再逃跑,就这样办!”
其351团士兵岳全福揭发:他16岁时被保长抓了壮丁,村里与他同时被抓去当兵的有10人。这10人中,有2人被枪毙,有1人被打跌死崖下,还有1人因为解手没请假,被军官活活剥了皮!
其473团副营长王××接新兵的时候,遇见几位病号走不动路了,就欺骗他们说:“谁走不动了,说一声,我放你们回家。”有4名士兵刚扭头往回走,被王××叫住,他让4名病号跪在四五丈高的崖边,抄起一根棍子,一棍子一个,全把他们打到沟底,然后,扬长而去。
其158师军官邓××揭发,他当排长的时候,一次跟着迫击炮连连长到四川接新兵,亲眼看见这位连长杀死了20多名开小差的新兵。有一位新兵跑了,他带人到新兵家里去抓,没抓到,就放火把新兵家里的房子烧了。还有一次,没抓到逃兵,就下令让4名士兵抬起逃兵的家属放在火上烧死。
其55师参谋主任朱×,曾命令直属连连长:“凡是士兵犯了错误,一律活埋!”此人曾在一次处罚士兵时,当场挖出士兵的心脏,挂了两大串。士兵揭发他“常有吃不完的人心”。
据统计,在第144师的2451名士兵中,母亲被强奸有107人,被霸占的有21人,被迫改嫁的有185人;妻子被强奸的有57人,被霸占的有53人,被迫改嫁的有93人;士兵被强奸、霸占的姐妹有159人,被强奸、霸占以及被迫改嫁的嫂嫂有175人;士兵的母亲、姐妹、嫂嫂被强奸、霸占以及被迫改嫁的,总计达850人。
控诉运动开始后,该兵团的士兵一个个哭得撕心裂肺、惊天恸地。控诉会上,有的哭得痛不欲生,有的哭得口吐白沫、死去活来。第472团2营召开诉苦大会,第一次大会就哭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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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4-9 14:18:46 | 显示全部楼层
邵华生前公开承认了60年代初她进“北大”上大学是她找她的公公走后门,帮她向北大“打招呼”而进北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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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4-9 14:40:10 | 显示全部楼层
能力行的担当风险,能力不行差一点的,学习后再担承担风险。这有什么?再说走后门现象很正常,但那不是腐败,腐败要和等级垄断挂钩的,也就是阶级隔阂挂钩。人家毛允许工农当主席,总理。允许多高的官被批斗,下放。阶级之间可上可下就不是等级垄断了,就是等级交流了。
走点后门也无妨,现在你们冥猪险症的美国不也是大批的走后门上常青藤,哈佛嘛,你们中产极右东林妖孽们就看不见了?
不是什么都是腐败,你们这些中产极右东林妖孽,不是傻就是坏,没有一个正常人了。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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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4-9 18:00:58 | 显示全部楼层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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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4-10 07:12:51 | 显示全部楼层
url=http://user.kdnet.net/?username=沙田仔]@沙田仔[/url]怎么成缩头乌龟了?继续回答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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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4-10 07:53:29 | 显示全部楼层
提示: 作者被禁止或删除 内容自动屏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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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4-10 07:57:19 | 显示全部楼层
那些右右死也不信会有这样的事,他们只会抹黑前辈的努力,充当第五纵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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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4-10 08:15:56 | 显示全部楼层
1949年10月之前的社会大变革,就是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革命,一个阶级胜利了,另一个阶级失败了,胜利者不允许失败者阵营成员进入本阵营是十分正常的现象。经过N 年后,失败的资产阶级阵营成员已经失去生产资料的控制权,转变成为无产者,社会上没有剥削阶级存在了,所有社会成员都是普通劳动者,原先的禁锢当然就取消了。但是经过市场化,随着富人阶层的出现,生产资料的一部分被富人阶层占据,阶层将出现固化趋势,所以就会有穷人们的哀叹:不平等现象又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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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4-10 08:26:11 | 显示全部楼层
意思是权力致富会遭雷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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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4-10 08:55:14 | 显示全部楼层
如今部分人已经在吃二遍苦,受二茬罪了,还在睡觉沾沾自喜,为贪官污吏洗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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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4-10 10:43:40 | 显示全部楼层
文革时中国科学院北京总部有131位科学家被打倒,全院则有229人被迫害而死[转贴]我是从<u>中央党校</u>主办的报纸《学习时报》2009年9月29日第3版上的文章《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由来》中得知这个情况的,“人民网”的“子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中<u>如下这个地址</u>的网页上有这篇文章的电子版:
http://theory.people.com.cn/GB/49150/49152/8132864.html;这里我只节选其中相关的一段内容,贴在下面:
   “文革”结束时的中国,是一副怎样的图景呢?
  政治上,“文化大革命”严重混淆敌我,严重践踏社会主义民主法制,造成冤假错案堆积如山。据统计,“文革”十年中,全国被立案审查的干部高达230万人,占“文革”前夕全国1200万干部的19.2%。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被审查的干部有29885人,占干部总数的16.7%。其中,中央副部级和地方副省级以上的高级干部被立案审查的达75%。据最高人民法院1980年9月统计,仅因刘少奇问题而受株连的“案件”就有2.6万多件,被判刑的达2.8万多人。党和政府的各级机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政协组织,长期陷于瘫痪和不正常状态。公安、检察、司法等专政机关和维护社会秩序的机关都被搞乱了。
  经济上,“文化大革命”造成我国国民经济的巨大损失。1977年12月,据李先念在全国计划会议上估计,“文革”十年在经济上仅国民收入就损失人民币5000亿元。这个数字相当于建国30年全部基本建设投资的80%,超过了建国30年全国固定资产的总和。“文革”期间,有5年经济增长不超过4%,其中3年负增长:1967年增长-5.7%,1968年增长-4.1%,1976年增长-1.6%(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编:《中国经济发展五十年大事记》)。1978年2月,华国锋在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说:由于“文革”的破坏,仅1974年到1976年,全国就“损失工业总产值1000亿元,钢产量2800万吨,财政收入400亿元,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
  文化上,这场由文化领域肇始的“大革命”,对教科文的摧残尤其严重。无数的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遗产遭受浩劫,一大批学有专长的知识分子受到残酷迫害。到1968年底,中科院仅<u>在北京的171位高级研究人员中,就有131位先后被列为打倒和审查对象。全院被 迫害致死的达229名</u>(据中科院的官网中的这个网页 说,中科院目前全院共<u>拥有12个分院</u>、100多家科研院所、3所大学、130多个国家级重点实验室和工程中心:http://www.cas.cn/zz/yk/201410/t20141016_4225142.shtml。——楼主附言)。上海科技界的一个特务案,株连了14个研究单位,1000多人。受逼供、拷打等残酷迫害的科技人员和干部达607人,活活打死2人,6人被迫自杀(《科技日报》2008年3月17日)。从1966年到1976年,十年没有组织过正式高考,交白卷也可以上大学。1982年人口普查统计表明,当年全国文盲、半文盲多达2亿3千多万人。

<u>文革时期“四人帮”、造反派对我国计算机科研领域的科研活动大肆进行干扰、破坏,对这一领域的科研人员大搞迫害和打击!当时我国计算机科研领域的科研人员一方面想在科研工作上出成果,一方面却需要顶着“四人帮”的压力,跟造反派的干扰、破坏作斗争,否则就难以紧紧跟上发达国家在这一领域的发展速度!由于极左势力的迫害与破坏,当时的科研人员搞科研工作真是太难了!不信的话,就请看下面这两篇文章:</u>
第一篇:
王选回忆北大数学力学系的大学生活摘自《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九十年》纪念文集,<u>我是从“人民网”“科技”频道中如下这个地址的网页上复制、弄来此文的电子版的:
http://scitech.people.com.cn/GB/25509/55787/58263/58264/4103950.html;作者王选是中科院和(中国)工程院的双料院士、计算机汉字激光照排技术的发明者,</u>2002年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我于1954年考入北大数学力学系,当时我所在的上海南洋模范中学共有十多人考入北大,进入数学力学系的就有张恭庆、陈孝萱、罗时健和我4人。
……(中略)
令人难忘的一年级基础课老师
大学一年级的三门基础课解析几何、数学分析和高等代数,把我们从中学数学一下子带进了高等数学的殿堂。……。教授数学分析这门主课的程民德先生,当时是37岁的正教授,他讲课循序渐进,十分严密,培养了我们严格思维的习惯。
  ……
 “文革”前程先生任数学系党总支书记,“文革”中受到很大的冲击。1980年,程先生当选为学部委员,打倒四人帮后他开创了模式识别和指纹识别的新方向,比我高一班的石青云院士在这一方向做出了重要贡献。
……
1958年丁石孙先生三十岁刚出头,正处在创造的最高峰时却遭到了厄运,受到了批判和处分;“文革”中他受到了更大的冲击,与一批“黑帮”和“牛鬼蛇神”一起排队劳动,只见他面色阴暗发黑,只有两只眼睛还炯炯有神,略显当年的神采。“文革”结束后,丁先生在教学和教材编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在担任北大数学系主任和校长期间大力推动了各方面的改革,可惜的是80年代正值北大经费最困难的时期,有些事情想办也办不成。
  他在任校长期间,对激光照排系统给予了大力支持,这一项目也是在丁石孙任校长期间从科研成果转化成产业的,但北大方正给北大的大量回报则是丁校长离任后的事情了。
  一年级习题课的老师也很优秀,数学分析习题课由吴文达、陈永和担任。吴文达先生生性乐观,讲话有趣。1958年在苏联受到了不公正的批判,“文革”期间更是作为计算数学专业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而被批斗,但他都挺过来了。“文革”结束后创建北京市计算中心并任主任,还担任北京市科委委员。1999年底我们54级的老学生为吴文达先生庆祝七十大寿时,他仍充满风趣和说话幽默,注定是一个健康长寿的乐观人。
  高等代数习题课老师是郭悦成,他与陈永和均是数学系专修课毕业生中的尖子,他们当时都是单身,两人一同住在好像是16楼(筒子楼)的一间房间中。他们两位专注于数学,不大注意房间卫生,我班的课代表常去两位老师宿舍交作业本,回来后总要绘声绘色地描述一番宿舍内的脏乱情景。<u>陈永和很有才华,“文革”前数学系曾想派他去法国深造,后因“文革”而作罢。在“清理阶级队伍”中陈永和受到残酷迫害,跳楼身亡。</u>这是很可惜的,否则今天他也许有可能当选为院士。
……(中略)
程先生曾担任过我班的班主任,工作很深入。……“反右”时程庆民被划成右派,在全系引起轰动,因为大家对他的印象一直很不错。听说有一位教师曾说自己愿意代替程庆民去当右派,因为程庆民当右派太可惜了。……<u>“文革”中程庆民又上升为反革命分子,受尽折磨,四人帮倒台后,终于平反</u>。
……(中略)
  另一门专业课“电子计算机原理”则是张世龙先生讲授的。张先生是一位绝顶聪明和事业心很强的人,他于1956年开始独立设计一台电子数字计算机,所参考的资料只有十分简单的外文文献。……
1959年反右倾时,张世龙刚满三十,正是风华正茂之际,却被作为右倾的“党内专家”,受到了激烈的批判和处分。<u>“文革”期间又因“特嫌”而隔离审查</u>,因为他自知没有问题,所以泰然处之。(楼主附注:“特嫌”就是“特务嫌疑”的意思) 张先生“敢为人先”的勇气影响了我后来的科研生涯。
  董铁宝先生是从力学专业转入计算专业的,他称得上是“中国第一个程序员”。五十年代的董先生在美国Illinois大学的Illiac-I计算机上解了大量题目,而Illiac-I是美国最早的计算机之一,后来的Illiac-IV则十分有名,是平行计算巨型机的先驱。董先生带回了很多Illiac-I上的基础服务性程序,还带回了1946年由Von Neumann执笔的关于存储程序概念的报告(Preliminary Report,后称为Von Neumann报告),1958年初我看到的这一报告就是董先生带回来的。张世龙先生在设计计算机时很重视董先生的意见,认为他是真正大量使用过计算机的专家。……董先生离开美国时留下一笔钱给王浩教授(著名的数理逻辑专家、哲学家,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定理机器证明的先驱),由他按时把Communications of ACM杂志寄给董先生。这一杂志我在60年代时每期必读,有些载有重要文章的杂志就是从董先生那里借来,并长期霸占。其中最重要的一期是1961年第1期,上面刊载Rump Group Seminar(美国一个讨论班)发表的一系列关于ALGOL-60编译的文章。DJS-2l机上ALGOL-60编译系统中关于换名参数的处理方法完全是从该期上学来的。……
  文革开始,已经有少量点董铁宝名的大字报,我见到他时劝他“不要怕,事情总会过去”,他回答说“有点怕”,当时已看出他比较紧张。“清理阶级队伍”时,他作为“特嫌”被隔离,不堪受辱上吊自尽,后来王浩等美藉华人回国闻知此事时深表惋惜。
……
幸运的是,当我们四十岁左右时,迎来了打倒“四人帮”、改革开放的春天,许多人在后半辈子做出了新的成绩,当年的“右派”有的成了院士、劳动模范和单位的骨干。受尽磨难的我们这一代人聚会时都毫无例外地谈到:数学力学系学生时代为我们后来的成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使我们终生受益。
2003年7月22日 (文章选自《北京大学数学学院九十年》纪念文集)

第二篇
标题:《高庆狮:我曾是“邓小平伸到科学院的黑手”》;<u>此文最初刊载于《科学时报》(现名《中国科学报》)2008年3月17日那一期的第3版,此文的电子版我则是从“科学网”中如下这个地址的网页上复制过来的:
http://news.sciencenet.cn/dz/dznews_photo.aspx?id=2961;《科学时报》(《中国科学报》)和“科学网”都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联合主办的媒体</u>。
这是一个被点上黑点的美丽“神话”,但这个“神话”是真实的。
195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的高庆狮,在1956年6月国家制定颁布《十二年科学发展规划》时,于同年9月获得机会,参加中科院计算所与北大、清华合办的第一届计算机训练班,并顺利进入中国第一个计算机系统结构研究与设计小组。此后,他成为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地面<u>计算</u>控制中心早期设计负责人之一,成为<u>“两弹一星”</u>任务中我国第一台具有分时中断系统的晶体管<u>计算机——“功勋计算机”</u>的体系结构设计负责人。在“文革”期间,他被指为“走资派的掌上明珠”、“邓小平伸到科学院的黑手”,前者的指控因卫星任务不在研究所幸免陪斗,后者因私人帮助“及时”再次躲过一劫。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之后,他因取得一系列重要科研成果,当选为我国计算机领域最早的两名中科院院士之一,也是当时技术科学部最年轻的院士,并成为第五届、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中略)
“文革”期间:发现“千万次/秒计算机实际只有300万次/秒”
“文革”爆发后,<u>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所长被打成“走资派”,高庆狮是“走资派掌上明珠”,因此造反派多次想揪他去陪斗。由于1965-1970年他是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地面计算控制中心早期设计负责人之一,设计组的军代表保护了他,使他免于陪斗。
1970年,他从国防科工委回到中科院计算所,发现当时被造反派誉为“文化大革命成果”的“千万次/秒1025计算机”实际上只有300万次/秒。于是,他如实报告有关部门,又差点挨批斗,但再次得到了国防科工委参谋们的帮助,又一次逃过了批斗</u>。
1973年3月,计算所所长被“解放”复出,便带领研究所科技处处长和他到<u>钱学森</u>处领取了巨型机的研究任务。<u>钱老指出,发展中国飞行体任务急需巨型机。这项任务他已经布置了多年,回答是中国条件不可能,研制计划只有200万~500万次/秒。钱老希望,在中国的技术条件下,20世纪70年代提交亿次巨型机,80年代提交10亿和百亿次巨型机</u>,90年代提交千亿和万亿次巨型机。
<u>中科院计算所把这项任务交给了高庆狮</u>。
1973年5月,高庆狮在分析美国巨型机的优缺点之后,提出了实现向量语言的纵横加工向量巨型机原理、可全部实现国产化的4-流水线和20兆电路的亿次巨型机方案。
……
1974年,他提出了纵横加工并行算法,比美国杂志上相近的论文早13年。此后,他又提出了后来被全面推广使用的Bitonic和Odd-even两种排序的k-bitonic排序算法。
随后,他与其他科学家一起提出了757模型机的研究,并在1975年7月通过全国论证会后正式拨款上马。但不久,<u>老所长被挤出计算所,造反派打着“四人帮”的“反对资产阶级法权”的旗号进行阻扰,研制工作停顿,他无法完成国家巨型机任务。
在这种情况下,他得到了钱老的指点:鼓足勇气给邓小平写信</u>。他们没有想到,邓小平真的作了批示。不久,<u>胡耀邦调入中科院工作,很快开始帮助解决问题。
然而,好景不长,“四人帮”再次发起了“反击邓小平右倾翻案风”,高庆狮立刻变成了“邓小平伸到科学院的黑手”。当造反派准备批斗他时,“四人帮”却倒台了</u>,他又躲过了一劫。
高庆狮说:“为什么<u>科研人员出了成果,反而一次又一次地要被批斗</u>?根源就是科研人员不是工人阶级的一分子,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被专政对象。1977年邓小平召开座谈会,拨乱反正,讲了两条,‘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是劳动者,‘解放以来的教育路线是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就是使科研人员从被专政对象成为国家的主人的一部分。”
……(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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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4-10 11:26:56 | 显示全部楼层
<u>在下面这篇报道中,“两弹一星”的大功臣——核物理学家邓稼先的妻子详细讲述了文革时邓稼先是如何差点被批斗而死的!</u>

两弹元勋背后的女人<u>《新民晚报》和《文汇报》都全文刊登了此文</u>,由于此文篇幅较长,所以《新民晚报》的第B8版(版名:“阅读”)分三期(09年7月27-29日三期),分上、中、下三篇才刊登完此文,09年7月27日<u>那一期《新民晚报》的电子版的网址是:http://xmwb.xinmin.cn/history/xmwb/html/2009-07/27/content_387868.htm</u>。<u>央视</u>的网站的一个网页上则刊登了此文的节选版、摘录版,<u>那个网页的地址是:http://hsly.cntv.cn/20121023/105633.shtml</u>
摘要:说到这里,许鹿希的语气突然变得沉重。(许鹿希既是邓稼先的妻子,又是北京大学的博士生导师。——楼主附注) 她说,那时“四人帮”有个计划,要把搞核武器的人打掉。年轻些的已被搞得非常之惨,那些忠实可靠、功劳很大的人都被打成了特务,很多人遭了殃。当时有两个口号:“会英文的就是美国特务,会俄文的就是苏联特务”,可见迫害之烈。有个很有贡献的炸弹专家钱晋,他们拷打要他承认是特务,他坚决不承认,结果被活活打死。年轻的一批搞光后就轮到高层的了。因为不能在北京搞,他们就把邓稼先调到青海的“221基地”去,组织了一批士兵和工人去斗他,理由是有两次核试验没有达到预期效果,抓住科学测试的失误上纲上线,目的就是要把负责人邓稼先搞掉。就在这危急的时刻,杨振宁要见他。周恩来命令把邓稼先召回了北京,侥幸得救。许鹿希感叹道:“我尽管不信佛,但是对这件事情总觉得冥冥之中上天有个安排,让杨振宁来救邓稼先一命!……其实,无意之中他还救了一大批中国搞核武器的人”

上篇:

■ 1949年,邓稼先(中)与杨振宁(左)杨振平(右)兄弟合影于美国芝加哥大学


■ 许鹿希(1992年4月 作者摄)

文:倪既新
许鹿希,初见这个名字,可能有很多人不知道她是谁;如果我说“她就是两弹元勋邓稼先的夫人”,大家就明白了。但是,这却是许鹿希最不愿意听到的解释。(许鹿希不仅是邓稼先的夫人,还是北京大学的博士生导师!还是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许德珩的女儿!不过许德珩1990年时已离世。——楼主附注)
我从未遭遇过如此冷峻拒绝的采访对象
我同许鹿希相识,缘于1992年拍摄杨振宁的电视传记片之时。
杨振宁有个与之有着半个多世纪友谊的朋友邓稼先。邓稼先是中国的两弹元勋,当时已不在世,我要表现杨振宁与他从中学时代开始的亲如兄弟的情谊,收集和拍摄具体独到的素材,就必须要找许鹿希了。
1992年4月初,我去北京为拍摄踩点。为了和许鹿希取得联系,我一边采访其他对象,一边从早到晚往她家和医科大学办公室轮番打电话。那时候,在北京打电话还很不方便,所以我每到一个地方,首先就是找电话机。但是连续两天始终没有人接听,直到第三天一早,我从北京西绒线胡同的招待所出门前再试,才听到话筒里传来她平静的声音。原来之前她出差去了,这时刚回到家里。我立刻十分激动地说明自己的来意和希望采访她的打算,想不到,她非常冷淡果断地回答说,她不接受这个采访。听她的语气,要马上挂断电话了,我就加紧说明我们上海电视台拍摄科学家传记系列片的初衷,我们的诚意,而且已经获得了杨振宁本人的认可等等。
怕好不容易接上的联系又“掉线”,我越说越详细越急迫,但是,我说了半个小时,她始终只反复那句冰冷的回答:“我不懂你为什么要采访我,我又不是搞原子弹的。”如此,我只好硬说“那明天我当面来说明吧!”可能是因为我的韧性坚持,最后,她沉默了一下,答应我第二天上门去见一面,不过规定在中午11点半,就是她午餐前的时间。“我12点吃午饭,这之前你必须走!”她语气干脆地说,接着又补充一句:“你得带介绍信来。”
在采访中遭遇这样冷峻的拒绝,在我还是第一次。但正因为这样,使我要探个究竟的好奇心反而更强烈了。
从另外一个角度我才知道了意外的背景
第二天一早,在去许鹿希家之前,我先顺道访问了也在西绒线胡同的北京市第三十一中学。三十一中学的前身,就是历史上的崇德中学,是邓稼先和杨振宁的母校。
校友会的一位老教师接待了我。听到我就要去采访许鹿希,她提醒说:“可能难有结果!”她的理由是,邓稼先逝世后,母校想为他立个雕像,可是家属坚决不同意,因为这之前光是出了个纪念性的小册子,就为他们家找了很多麻烦:有不少大学生看了邓稼先的经历后说:“这是个傻子,太傻了!要是留在国外,不知能挣多少大钱,也不会这么早死了!”三十一中在校内开展邓稼先事迹的宣传教育活动,不料十几岁的娃娃们也疑问不少,说:“像他这样值吗?”老师们痛心疾首,大声问:“都是这样的价值观,今后国家发展靠什么?”显然,许鹿希对采访的冷淡态度与这背景是大有关系的。
许鹿希的家在北太平庄的一个大院落里,很普通的平顶式住宅楼。进了门只见里面水泥地,白灰墙,裸露的管道和电线,像是没有经过什么装修一样,更没看到有成套像样的体面家具和摆设。
许鹿希把我引进一间显然是待客的房间,那里除了两个布沙发,两把钢管椅,一个写字台,一个小书橱之外,最醒目的就是一幅直接贴在墙上的毛笔字:“两弹元勋邓稼先”,那是张爱萍的手迹。下边有一张装在小镜框里的邓稼先半侧遗像,斜靠在书橱顶上。
相比之下,倒是许鹿希的外表更出乎我的意外:如果不是她在开门的时候说“我就是许鹿希”,我就不会直接认她,因为她那件驼灰色的对襟外衣,那头随意梳拢的齐耳直发,那个肤色黝黑的面容,看去绝对像个劳动妇女,与我头脑里预先勾勒的“元勋夫人、名门之后、大学教授”的形象相去实在太远了。
杨振宁救出邓稼先似乎是冥冥之中上天的安排
好在,面对面时的许鹿希,比昨天电话里温和亲切多了;一坐下来交谈,感受到她内在的思想情感,就完全是另外一种体会了。果然,一说邓稼先和杨振宁的友谊,她立刻变得言辞委婉语意绵长,成了性情中人,再也没提昨天给我的时间限制,以至我起身告辞时,已过了下午一点半,而她则完全忘记了吃午饭。
许鹿希向我介绍说,邓稼先和杨振宁同是安徽籍人,各自的父亲邓以蛰、杨武之都是清华大学教授,两家同住清华西院宿舍,9号、11号更是紧近邻居。邓教美术史,杨教数学,性格很合得来。邓稼先的妈妈和杨老太太都是贤妻良母式的家庭妇女,关系也很好,所以两家是世交。
邓稼先出生于1924年,比杨振宁小两岁。他们两人生性都很顽皮,兴趣也一致,两人都曾在西南联大读书,但因为中学时杨振宁跳了一级,大学里要比邓稼先高三级,就更是一个大哥哥了,所以邓稼先对杨振宁很亲密。
1947年,邓稼先考上了赴美公费研究生,须由自己联系学校。杨振宁那时在读的芝加哥大学学费较贵,他就帮邓稼先联系了离芝加哥市很近的普渡大学,这样他们来往就很方便。
1950年8月29日,邓稼先获得博士当即回国了,那时杨振宁去了普林斯顿,之后两人分隔了很长一段时间。1964年10月16日,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美国报纸登出了中国研究人员的名单,尽管是英文译音,但是杨振宁一看就认定其中一人是邓稼先。许鹿希说:“后来我问他,为什么这么肯定地相信那就是邓稼先?杨振宁说,中央情报局是不可能去编一个名字恰好与邓稼先同音的。”
1971年杨振宁首次回中国,到上海之后定了一份要见的亲友名单,其中第一个就是邓稼先。
说到这里,<u>许鹿希的语气突然变得沉重。她说,那时“四人帮”有个计划,要把搞核武器的人打掉。年轻些的已被搞得非常之惨,那些忠实可靠、功劳很大的人都被打成了特务,很多人遭了殃。</u>当时有两个口号:“会英文的就是美国特务,会俄文的就是苏联特务”,可见<u>迫害</u>之烈。有个很有贡献的<u>炸弹专家钱晋,他们拷打要他承认是特务,他坚决不承认,结果被活活打死</u>。年轻的一批搞光后就轮到高层的了。因为不能在北京搞,他们就<u>把邓稼先调到青海的“221基地”去,组织了一批士兵和工人去斗他,理由是有两次核试验没有达到预期效果</u>,抓住科学测试的失误上纲上线,<u>目的就是要把负责人邓稼先搞掉。就在这危急的时刻,杨振宁要见他</u>。周恩来命令把邓稼先召回了北京,<u>侥幸得救</u>。
<u>许鹿希感叹道:“我尽管不信佛,但是对这件事情总觉得冥冥之中上天有个安排,让杨振宁来救邓稼先一命!</u>1990年我去美国时,与杨振宁谈起,他大吃一惊:‘有这样的事?其实,<u>无意之中他还救了一大批中国搞核武器的人</u>。这样的巧合真不能用语言来描述,简直太绝妙了!我至今想不出该怎么表达,我为此非常感激他!”
虽然最初知道拒绝采访,然而一开口谈这个话题,她就一泻难止了。这让我怦然心动。

中篇:

■1984年,突破中子弹后,邓稼先、许鹿希夫妇的纪念合影

谈论原子弹,邓杨两人是那么神秘地心照不宣
许鹿希以轻松的语调说了件轶事:最初见面,杨振宁问邓稼先在什么地方工作,邓稼先说“在北京之外”,“什么单位呢?” “京外。”杨振宁不明究竟,后来到上海就问弟弟杨振汉“京外是什么单位”,杨振汉听了大笑说,“哪有这个单位啊!”
许鹿希说:“实际上,那之前杨振宁早已知道稼先是搞原子弹的了。后来两人见面什么都谈,杨振宁就是不再问稼先有关单位的事情了。”直到最后,在离开北京去上海回美国的飞机舷梯旁,杨振宁突然问送行的邓稼先:据说中国搞原子弹有美国人参加?邓稼先为难地推说:快上飞机吧,我以后告诉你。因为邓稼先肯定和否定都不行:肯定吧,不是事实;否定吧,那就证明他自己也在搞,所以知道。
“其实杨振宁是在测试稼先,” 许鹿希笑着解释。事后邓稼先马上报告周总理,总理指示要尽快答复杨振宁:中国的原子弹氢弹都没有外国人参加。邓稼先连夜写了封信,交专人送到上海。这时上海市革委会的头头们正在为杨振宁返美饯行,送信的人在宴席上把信交给杨振宁,杨振宁打开一看,知道是中国人自己在这么困难的条件下搞成功了这样的大事业,顿时感动得流下了眼泪。为了不至失态,他马上起身到洗手间去了。
对于这件事,在后来的拍摄中,我专门询问过杨振宁,他的回答也是这样的。
许鹿希说,那以后,杨振宁每次来中国,当邓稼先和他在一起时,总是杨振宁口若悬河地讲,邓稼先在一边静静地听。因为杨振宁了解全世界最前沿的研究进展,什么都是公开的;而邓稼先恰好相反,什么都是保密的,他不得不谨慎开口,生怕泄漏任何一点“天机”。所以,往往是邓稼先简单提问,杨振宁滔滔回答。
邓稼先留下了一张非常特殊的照片
许鹿希非常痛惜地说,邓稼先去世时患的是直肠癌,照理,当时直肠癌已经不是绝症了,有好几个他们相识的人,相同的病,动手术后又活了二三十年。但是邓稼先因为长期从事这工作,骨髓里就有了放射线,所以一做化疗,白血球和血小板马上跌到零,全身大出血,背上的出血瘢有面盆那么大,嘴里全是血,耳朵里也是血,非常痛苦,更难挽救。
许鹿希特别给我解释说:中国的核试验,外面知道都是成功的,其实有好几次失败,而且事故很严重。那种时候到事故现场去,邓稼先总是冲在前头。如有一次空投预试,氢弹从飞机上下来,降落伞没有打开,直接掉在地上,幸好没有爆炸,但是摔碎了。这是一次后果严重得难以预测的事故,核弹非得找回来不可。因为没有准确的定点,一百多个防化兵去找都没有找到。邓稼先就亲自去了。结果核弹被他找到了。当他用双手捧起碎弹片时,自己也就受到了最严重的放射线侵害。

■1979年,寻回未爆的核武器弹头后,邓稼先(左)与赵敬璞合影于核试验基地的戈壁滩

许鹿希说她保存着一张特殊的照片,那是邓稼先寻得那颗未爆核弹时拍下的。平时的邓稼先从来不拍工作照,可能是他在找到这核弹以后,已意识到这事对自己的身体将有决定性的严重后果,就一反平素的习惯,在上吉普车前返回时,主动要求和他同去的二机部副部长赵敬璞一起拍了这张照片作纪念。之后,邓稼先怕许鹿希担心,从没给她看过这张照片。现在这张,是她在赵副部长那里见到之后自己翻拍的。
许鹿希说:“外国情报说中国一共进行了45次核试验,而我们自己则说进行了46次,那多出的一次,就是指降落伞没有打开的这一次。后来核弹照原样重做一个,降落伞打开了,也就成功了。”
她说只有中央军委下命令她才接受拍摄采访
两个月后,我带了摄制组去北京实地拍摄。
那天夜里,我给许鹿希打电话落实第二天的拍摄内容和要求,我说除了拍信件和照片,最主要的是要请她讲一段话,说说杨振宁与邓稼先青少年时代的友谊,和杨振宁回国时要求见邓稼先而无意中救了他的事情。想不到许鹿希又断然拒绝了:“这绝对不行!”并严肃质问:“你上次怎么没说要拍我?”意思是如果我上次提出来,她早就回绝了。
她说:“在杨振宁的片子里决不能出现许鹿希!不论你怎么说,我都拒绝!即使杨振宁来动员,我也坚持自己的意见,相信他是会尊重我的。我坚决不拍,因为我不是搞原子弹的!”她又说:“照片不能出我的家门,你们只能在我家里把它拍完。”
第二天我们去许鹿希家,见了面,她却又是那样温和与善解人意。她已准备好了七张照片和两份信函的复制件,不但给我们开电风扇纳凉,还端上了冰镇西瓜。指着一张他们夫妇在医院里与杨振宁的合影,她深情地说,这是邓稼先最后一张照片,当时他正在大出血,嘴角上还有擦不净的血痕。这张照片对她是最宝贵的纪念,她绝对不让它离开自己一步。
我见她这么平和,就又试着说服她接受拍摄采访,不料她马上“绝情”地板起了面孔:“我已经说过了,绝对不行!我接受拍摄采访只有一次,是在《两弹元勋邓稼先》的电影片子里稍微讲了几句,那是中央军委下了命令我才说的。”
没有办法,我们只得作罢。等大家坐下来休息时,许鹿希又谈笑风生了,还为她昨天和刚才的坚决拒绝道歉。她表白说:“希望你们理解我们这样一拨人,因为如果为了多赚钱,为了有好的房子、好的家具,那邓稼先肯定不会回国的。我自己也两次去美国,前不久又去了日本,我完全可以留在那里,那里的工资是国内的一百倍……所以我们所追求的是另外一种东西,希望你们能理解。”我说我们不但能够理解,而且更看重她这样的风骨和人格。
许鹿希语调沉重地感叹:“对邓稼先并不是所有人都理解的,而他是应该被很正确地表达的。但有些人的方式我认为很不妥当,对不理解的人我很害怕。譬如人家要把邓稼先搞原子弹的事拍成他与我许鹿希的爱情故事,就有人这样点过题。他们感兴趣的是我们为什么在一起?是怎么谈的恋爱?我只回答是世交。我不愿理睬这些专门搞花絮的俗气的人,所以我坚决不答应拍。稼先是个很庄严的知识分子形象,不能被歪曲成儿女私情。我现在开放一点了,是为了给可信赖的人留点真实的东西。”
许鹿希说,曾经有个记者去采访,说着说着她就和他吵起来了,因为那人事先就有个固定的想法,一定要把邓稼先塑造成像前苏联电影《播火记》中的人一样,“他邓稼先出门一定要有车队、有保镖,家里要有洋房草坪,否则怎么能代表我国的成就呢?”她回答说:“你一定要这样写,那你就去写吧,但那是不真实的,而且你不能用邓稼先的名字。我不能容忍吹捧。吹捧是会把人吹死的。邓稼先尽管做了些事,但如说过了头,也把别人抹煞了。现在九院还有一批非常好的人,还在默默地干,邓稼先不过是个代表。我是非常佩服他们的,隐姓埋名,尽管现在条件好一点了,但是总的说还是很艰苦的。要是没有这批人,我们怎么同别人对抗呀!”

下篇:

■ 1958年,邓稼先接受研制原子弹任务后与家人合影


■ 1994年,在“求是科技基金会杰出科学家”颁奖典礼上,代邓稼先领奖的许鹿希始终用丈夫的照片遮着自己的脸

北京三十一中学曾经要把校名改为稼先中学,许鹿希没有同意,她认为这个学校出了九位院士,还有很多人才,都是非常棒的,作为中学,应该纪念所有它培养过的人才对,不一定就改为“稼先”。学校通过北京市委找上门来,因为家属不同意,也就没有结果。
许鹿希说:“有的人会求之不得,会巴结上去。你们能理解吗?能理解我的个性吗?我认为要纪念未必要用这种形式,因为另外的人也很棒,不一定要以一个人的名字来命名。”
回程路上,我一想到她几次三番地说“希望你们理解”,心中不禁有些悲哀:他们平时竟然就这么不被人理解?以至她总是担心我们也理解不了他们……

@白堤杨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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