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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转弯遇到爱

七十年代我们这里的县城是个什么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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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4-19 14:32:18 | 显示全部楼层
颠倒黑白!而且“拉大差距”总比“共同贫穷”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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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4-19 14:32:55 | 显示全部楼层
我早就说过了,还是拉大差距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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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4-19 14:47:28 | 显示全部楼层
坐标 广西南部县城70年代!

听亲戚说,当时整个县城(大概有2-3千人),就2个厕所,一个在县委旁 还是县委里面不记得了,一个在县城郊区的大片鱼塘上搭建的简易房屋。。。

整个县城就来来回回都是那2-3辆轿车(当然是达官贵人的座驾,老百姓只有做梦的份)
还有一辆比较常见的是破烂陈旧的三轮车(又好像是三个轮子的汽车,比QQ车小一点的,跟现在的三轮车很不一样)

拖拉机、摩托车 从未见过。。。

一个自来水中心(学校附近),一口大井(民国时期修建的)居民排队取水,有些居民区的大院子里有水井(毫无疑问是民国时期修建的)

唯一的几座桥都是民国时期修建的其中多数是木头桥(已经破烂不堪)。。

买得起自行车的家庭也有一些,但数量相当于现在买得起百万以上级别的豪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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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4-19 14:57:26 | 显示全部楼层



这是70年代的北京??真是穷得叮当响,,怎么看起来好像煤矿区似的??
图中老百姓的着装 不是黑就是蓝 要不就是灰,而且款式都一个样,,,比现在的监狱牢服都差万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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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4-19 15:03:47 | 显示全部楼层






真是穷得叮当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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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4-19 15:17:08 | 显示全部楼层
我老家解放前本是个古香古色的镇,庙宇、商店、旅社。。。一色砖木结构,雕栏画柱石刻字牌,街道上铺就大方块石板(主街5米左右,菜市3米左右),两边石板铺就的人行道(下雨天不会淋雨),人行道下是水沟,人行道1.5米左右,整整齐齐。可如今古代建筑没有了,庙宇的位置是政府办公楼,商铺旅社是你修一堆我修一堆,高楼矮楼,要风格没风格,洋不洋土不土,人行道也没有了,加家门口有街阳,高高矮矮,再加上修路在后,只考虑成本没考虑使用和美观,街道比街阳还高,天天人和车挤,真担心那些上街溜达的老人孩子,会不会在坑坑坎坎的街上摔倒被车撞到,一副破败不堪的景象,这还是适合人居住的镇子吗?这样的小镇在全国各地都有。更别说全国有多少羊肠小道(镇与县之间的主干道,6米左右,会车的时候,两边根本没有行人的位置,而且连接杆道的道口根本就是文盲设计,九十度连接没有加宽不说,路口的山石树木都不管,直接视觉受限),根本不具有人性。每年在这些道路上要死亡多少人出多少事故啊。还有这些道路因为施工质量基本3年5年在反复重建。。。。。。
哦,楼主说的是高大上的城市。
余下这些年也跑了不少大中小城市,高楼大厦林立,最洋气的地方还是政府办公大楼、工商局、法院、银行、车管所、交通局、酒楼宾馆、车站、机场之类的,然后,千篇一律,北京如此,广州如此,上海如此,往街上一站,哪里都差不多的街景。然后,学校、医院、幼儿园被挤爆。然后,一下大雨就看海。在余下看来还是洋不洋土不土的,没文化没人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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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4-19 15:23:54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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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4-19 15:25:16 | 显示全部楼层
再说,这锅的现代建筑根本没有各地域本土人文气息,反正就是高、大、上,豪华气派而已。也许这锅真的没文化也没什么人性更不说各成一方的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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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4-19 15:31:00 | 显示全部楼层
这是72年外国人照的一组照片中的一幅。那个“东风市场”原名“东安市场”,地处王府大街,有百年历史,文革被改名为“东风市场”,当时北京就两家大百货市场,它一家,北京百货大楼一家。从照片上的门面和人群,就知道当时商业很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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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4-19 15:35:40 | 显示全部楼层
你这是哪壶不开提哪壶,有人就是见不得别人好了,谁好了一点,他就心窝疼,你用这话戳他心窝干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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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4-19 16:18:07 | 显示全部楼层
蓝绿灰 款式千篇一律,跟现在的统一黑白招牌一样毫无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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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4-19 17:06:33 | 显示全部楼层
毛泽东曾创造了中国芯片逼近美国

特朗普对中国发动贸易战,在美国封杀中国华为,让芯片这个小小的产品成为中美战略较量的焦点。

而在中国这则是两条经济发展道路的斗争。这两条发展道路的斗争现在已经转化成中美经济的较量。

也许是由于已经觉察到美国贸易战的到来,2018年2月4日,也就是两个月前,官方媒体《经济学家周报》发表了一篇文章:《中国计算机事业在毛泽东时代就已经取得巨大发展,后来为什么嘎然而止?》,给年轻人讲述了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

毛泽东时代不是一穷二白吃不饱饭吗?怎么还有计算机事业的“巨大发展”?

年轻人一脸茫然。

因此,文章的前面引用了马克思的一句话:“思想的闪电一旦彻底击中这块素朴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

这话已经讲得很明白,这篇文章就是“思想的闪电”,要解放被蒙蔽的人。这篇文章开宗明义: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生了“第三次技术革命”或“信息技术革命”,其影响持续至今。这一时期中国恰好又发生了文化大革命,于是有很多诬蔑毛泽东时代的文章说:中国正处于内乱,耽误了宝贵的机遇。例如,在那本被吹捧为科技史权威,由老自由化分子许良英主编的《20世纪科学技术简史》中,对中国在毛泽东时代研制计算机的历史,除了嘲讽之外没有一句正面描述。除此之外,我也看到很多不错的专著和文章,由于对历史不了解,加上受一些错误宣传的长期影响,在介绍和分析中国研制计算机这段历史的时候,也不够全面和客观。

鉴于此,我认为有必要对中国计算机发展历史做一个全面的介绍,澄清那些强加给毛泽东时代的不实之词,还事实本来面目。

一.中国的计算机事业在毛泽东时代取得了巨大发展

中国电子计算机的科研、生产和应用是从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开始的。1956年,周总理亲自主持制定的《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规划》中,就把计算机列为发展科学技术的重点之一,并筹建了中国第一个计算技术研究所。

我们知道,以逻辑电路器件作为标志,到目前为止的电子计算机可以分为四代。(此外还有“第五代”即人工智能计算机和“第六代”即生物计算机的说法,但至今尚未成熟,本文不涉及。)每一代计算机,都比前一代更小、更快,技术工艺要求更高,价钱也更便宜。中国科学家研制从第一代到第四代计算机的工作,几乎贯穿于整个毛泽东时代。

第一代计算机采用电子管。美国研制出第一代计算机用了4年(1943-1946,标志:宾夕法尼亚大学莫尔学院的ENIAC),而中国通过学习苏联的技术,仅用3年就完成了(1956-1958,标志:中科院计算所的103机),并生产了50台左右。

第二代计算机采用晶体管。美国从第一代计算机进入第二代计算机花了9年时间(1946-1954,标志:贝尔实验室的TRADIC),中国用了7年(1958-1964,标志: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即国防科技大学前身的441B机),生产了约200台。

第三代计算机采用中、小规模集成电路。这段发展过程美国用了11年(1954-1964,标志:IBM公司的IBM360),中国用了7年时间(1964-1970,标志:中科院计算所的小规模集成电路通用数字电子计算机“111机”)。我国研制的第三代计算机品种非常多。例如,北京大学、北京有线电厂和燃化部等单位联合研制的150机于1973年完成;借鉴美国IBM公司16位小型机技术的DJS-100机也于该年(1973)研制成功,它的硬件为自行设计,软件兼容;1976年11月,中国科学院计算所研制成功1000万次大型电子计算机“013机”;等等。这里不再一一介绍。

这一时期的1973年1月,四机部召开了电子计算机首次专业会议(即7301会议),总结了60年代我国在计算机研制中的经验和教训,决定放弃单纯追求提高运算速度的技术政策,确定了发展系列机的方针,提出联合研制小、中、大三个系列计算机的任务,以中小型机为主,着力普及和运用。从此,中国计算机工业开始有了政策性指导,重点研究开发国际先进机型的兼容机、研制汉字信息处理系统和发展微机。

第四代计算机采用大规模和超大规模集成电路,今天的计算机都属于第四代计算机。这个过程美国用了9年(1964-1972,标志: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规划署与伊利诺斯大学联合研制的ILLIAC-IV),中国用了8年(1970-1977,标志:航天部陕西骊山微电子公司的77型机)。77型机是中国第一台自行设计研制的,采用大规模集成电路的16位微型计算机。另外,参照美国Intel8008机型的国产DJS-050微机,也于该年(1977)由清华大学等单位仿制成功并通过鉴定。

通过以上数据可以看到,中国计算机事业的起步比美国晚了13年,但是经过毛泽东时代老一辈科学家的艰苦努力,中国与美国的差距不是某些人所歪曲的“被拉大了”,而是缩小了,从12年缩小到10年,再缩小到6年。到毛泽东离开我们之后不久,中国的计算机水平仅比美国落后5年。

毛泽东时代,是中国计算机奔跑的时代!

二.中国在毛泽东时代掌握了大规模集成电路制造技术

制造第四代计算机的基础部件是大规模集成电路。有人认为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不能制造大规模集成电路,成为导致计算机事业后来出现停滞的主要原因。这种说法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1965年,中国自主研制的第一块集成电路在上海诞生,仅比美国晚了5年。在此后的岁月里,尽管国外对我国进行技术封锁,但这一领域的广大科研工作者和工人阶级,发扬自力更生和艰苦奋斗的精神,依靠自己的力量建起了中国早期的半导体工业,掌握了从拉单晶、设备制造,再到集成电路制造全过程,积累了大量的人才和丰富的知识,相继研制并生产了DTL、TTL、ECL等各种类型的中小规模双极型数字逻辑电路,支持了国内计算机行业。当时具备这种能力的国家除中国外,只有美国、日本和苏联。

中国从小规模集成电路经过中规模集成电路,再发展到大规模集成电路,仅用了7年时间,这以1972年四川永川半导体研究所(现电子工业部24所)研制成功的我国第一块PMOS型大规模集成电路为标志,而美国用了8年。也就是说,到文革中期,我们在制造大规模集成电路上与国外的差距缩短到4年。

这一时期,由于受国内外微电子业迅速发展的影响,加上集成电路的利润丰厚,国内出现一股电子热潮,全国建设了四十多家集成电路工厂,为以后进行大规模集成电路的研究和生产提供了工业基础。

通过对比会发现,美、日等国的大规模集成电路从实验阶段到定型,再到批量工业生产,通常用4、5年时间。到我国第一块大规模集成电路诞生的时候,这些国家已先后进入大规模集成电路的规模生产阶段。参照这个速度,可以预计,我国到70年代中期就可以实现大规模集成电路的批量生产,即使考虑到国外封锁和工业基础薄弱等不利因素,也不会晚于70年代末,这已经被历史所证实。某些人说什么“文化大革命耽误了大规模集成电路的工业生产”,是站不住脚的。

在此之后,我国在大规模集成电路工业方面坚持两条腿走路。一方面依靠自己的力量,继续加强大规模集成电路的研制和生产工作。1975年,上海无线电十四厂又成功开发出当时属国内最高水平的1024位移位存储器,集成度达8820个元器件,达到国外同期水平。另一方面,在那个据说是“闭关锁国”的时期,我国通过购买国外单台设备,自己组建了三条生产线,以缓解国内制造计算机的迫切需要。

当然,在这一时期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一是科研与生产联系得不够紧密,一些科研成果未能及时转化为商品。二是生产线过多,国家投资分散,没有发挥计划经济的优势,一些地方难以形成规模生产效应。

即便如此,到上世纪70年代末,我国又陆续研制出256和1024位ECL高速随机存储器,后者达到国际同期的先进水平;可以生产NMOS256位和4096位、PMOS1024位随机存储器;掌握了对于大规模集成电路制造起着重要作用的无显影光刻技术,可用于制造分子束外延设备;中科院上海冶金所还独立发展了制造集成电路所需要的离子注入机,并出口到日本。

毛泽东时代给我们的微电子业留下了一笔丰厚的家底。

三.中国计算机事业在毛泽东时代之后的短暂辉煌

从文革结束到80年代初的这段时期,我国科研队伍基本上继承了毛泽东时代的传统,在坚持自力更生的同时,还积极引进先进技术、进口成套件或关键件的组装,并积极开展引进技术本土化的工作,在计算机事业和大规模集成电路制造方面继续取得一系列成就。但是在这一时期,也存在一些失误。

在1977年4月的全国微型机专业会议上,确定了中国微机今后的发展方向为参照Intel8008的DJS-050系列五个机型,以及参照Motorola6800的DJS-060系列四个机型。这两大系列的样机于1980年前后陆续研制成功。

在1979年11月陕西的微型机交流会上,参展的国产微型机有六十多个品种,包括我国当时速度最快、外部设备最齐全的微型机DJS-061-1。

1982年,参考DG公司NOVA16位小型计算机,采用国产中大规模集成电路的DJS-153小型计算机研制成功。同时,与NOVA-3机兼容的DJS-185机也由上海电子计算机厂完成。

1983年,中国国防科技大学自行设计的“银河I”巨型计算机通过鉴定。它是一个每秒向量运算1亿次的巨型计算机系统。成为我国第四代计算机中的巨型机代表机型。

同年,南京的734厂研制成功紫金1号,这是美国苹果公司的仿制机;装有中文操作系统CCDOS的16位长城0520-A诞生;浪潮公司通过采用英特尔8088芯片,以进口元散件为主,组装的0520微机在济南诞生。

在大规模集成电路制造方面,截止到1983年,16KMOS动态存储器研制成功,8位机用大规模集成电路品种基本配套,4KMOS静态存储器进入小批量生产,高性能4位处理机集成电路批量生产,电子器件工业总公司研制成功6800八位微处理器(仿制美国Motorola公司1974年推出的6800),甘肃天光电工厂生产出64位、256位、1024位双极型ECL存储器,上海无线电十四厂生产出CMOS大规模集成电路(1981年),等。另外,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的关键设备研制工作也取得一定的进展,不少基础材料基本达到生产要求。

值得一提的是,上海元件五厂和上海无线电十四厂于1979年研制成功单片8080八位微处理器。8080为美国Intel公司1974年的产品,西德仿制出该类产品是在1980年10月(SiemensSAB8080A-C),苏联是在1986年(EasternBloc8080KP580BM80A)。这标志着我们此时与美国的差距只有5年。

这个时期,国际计算机行业出现两个新的变化。一是美国IBM公司于1981年推出了个人计算机(PC),从此计算机开始进入家庭。第二个变化是微处理器(CPU)的研发成为一个专门的行业。PC机的出现得益于CPU的价格不断下降和速度不断提高。PC机出现后,国外一些从事计算机研制的科研人员逐渐独立出来,专门从事CPU设计。

我国及时注意到了第一个发展趋势。1983年2月召开的全国计算机协调工作会议上,把生产IBMPC兼容机定为发展方向,提出“照着IBM的PC做”。所谓“照着IBM的PC做”,并不是现在电脑市场上的攒机,实际上当时没有任何设计图纸可供参考,完全靠自己摸索。但是对第二个变化,我国没有注意,虽然此时已经可以仿造出8080、6800等CPU芯片,没能及时将CPU的研究独立出来,专门培养,这为日后中国微机的发展埋下了隐患。

在对待技术引进和发展高端计算机方面,当时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以“银河I”巨型计算机为例,这项工程耗费1亿元人民币,由于片面追求国际最先进技术,忽视了国内相关部门的协调、促进和合作,硬件大量从国外购买,没有使我国的整体技术取得任何实质性的进步。此时国内一些具有实力的集成电路科研和生产单位,由于得不到足够的经费进行技术开发和设备改进,生产的计算机硬件没有得到一展身手的机会。这样,国际上早在1978年就已经开始出现了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而我国却在迈向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的路途中慢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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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4-19 17:25:52 | 显示全部楼层
那个时代中国所谓的芯片都是些在实验室里用类似于“手工”的方式打造出来的、仿制的样品、实验品,根本没研制出成批量生产芯片的生产线、流水线!况且<u>文革时期“四人帮”、造反派对我国计算机科研领域的科研活动大肆进行干扰、破坏,对这一领域的科研人员大搞迫害和打击!当时我国计算机科研领域的科研人员一方面想在科研工作上出成果,一方面却需要顶着“四人帮”的压力,跟造反派的干扰、破坏作斗争,否则就难以紧紧跟上发达国家在这一领域的发展速度!由于极左势力的迫害与破坏,当时的科研人员搞科研工作真是太难了!不信的话,就请看下面这两篇文章:</u>
第一篇:
王选回忆北大数学力学系的大学生活摘自《北京大学数学科学学院九十年》纪念文集,<u>我是从“人民网”“科技”频道中如下这个地址的网页上复制、弄来此文的电子版的:
http://scitech.people.com.cn/GB/25509/55787/58263/58264/4103950.html;作者王选是中科院和(中国)工程院的双料院士、计算机汉字激光照排技术的发明者,</u>2002年荣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我于1954年考入北大数学力学系,当时我所在的上海南洋模范中学共有十多人考入北大,进入数学力学系的就有张恭庆、陈孝萱、罗时健和我4人。
……(中略)
令人难忘的一年级基础课老师
大学一年级的三门基础课解析几何、数学分析和高等代数,把我们从中学数学一下子带进了高等数学的殿堂。……。教授数学分析这门主课的程民德先生,当时是37岁的正教授,他讲课循序渐进,十分严密,培养了我们严格思维的习惯。
  ……
 “文革”前程先生任数学系党总支书记,“文革”中受到很大的冲击。1980年,程先生当选为学部委员,打倒四人帮后他开创了模式识别和指纹识别的新方向,比我高一班的石青云院士在这一方向做出了重要贡献。
……
1958年丁石孙先生三十岁刚出头,正处在创造的最高峰时却遭到了厄运,受到了批判和处分;“文革”中他受到了更大的冲击,与一批“黑帮”和“牛鬼蛇神”一起排队劳动,只见他面色阴暗发黑,只有两只眼睛还炯炯有神,略显当年的神采。“文革”结束后,丁先生在教学和教材编写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在担任北大数学系主任和校长期间大力推动了各方面的改革,可惜的是80年代正值北大经费最困难的时期,有些事情想办也办不成。
  他在任校长期间,对激光照排系统给予了大力支持,这一项目也是在丁石孙任校长期间从科研成果转化成产业的,但北大方正给北大的大量回报则是丁校长离任后的事情了。
  一年级习题课的老师也很优秀,数学分析习题课由吴文达、陈永和担任。吴文达先生生性乐观,讲话有趣。1958年在苏联受到了不公正的批判,“文革”期间更是作为计算数学专业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而被批斗,但他都挺过来了。“文革”结束后创建北京市计算中心并任主任,还担任北京市科委委员。1999年底我们54级的老学生为吴文达先生庆祝七十大寿时,他仍充满风趣和说话幽默,注定是一个健康长寿的乐观人。
  高等代数习题课老师是郭悦成,他与陈永和均是数学系专修课毕业生中的尖子,他们当时都是单身,两人一同住在好像是16楼(筒子楼)的一间房间中。他们两位专注于数学,不大注意房间卫生,我班的课代表常去两位老师宿舍交作业本,回来后总要绘声绘色地描述一番宿舍内的脏乱情景。<u>陈永和很有才华,“文革”前数学系曾想派他去法国深造,后因“文革”而作罢。在“清理阶级队伍”中陈永和受到残酷迫害,跳楼身亡。</u>这是很可惜的,否则今天他也许有可能当选为院士。
……(中略)
程先生曾担任过我班的班主任,工作很深入。……“反右”时程庆民被划成右派,在全系引起轰动,因为大家对他的印象一直很不错。听说有一位教师曾说自己愿意代替程庆民去当右派,因为程庆民当右派太可惜了。……<u>“文革”中程庆民又上升为反革命分子,受尽折磨,四人帮倒台后,终于平反</u>。
……(中略)
  另一门专业课“电子计算机原理”则是张世龙先生讲授的。张先生是一位绝顶聪明和事业心很强的人,他于1956年开始独立设计一台电子数字计算机,所参考的资料只有十分简单的外文文献。……
1959年反右倾时,张世龙刚满三十,正是风华正茂之际,却被作为右倾的“党内专家”,受到了激烈的批判和处分。<u>“文革”期间又因“特嫌”而隔离审查</u>,因为他自知没有问题,所以泰然处之。(楼主附注:“特嫌”就是“特务嫌疑”的意思) 张先生“敢为人先”的勇气影响了我后来的科研生涯。
  董铁宝先生是从力学专业转入计算专业的,他称得上是“中国第一个程序员”。五十年代的董先生在美国Illinois大学的Illiac-I计算机上解了大量题目,而Illiac-I是美国最早的计算机之一,后来的Illiac-IV则十分有名,是平行计算巨型机的先驱。董先生带回了很多Illiac-I上的基础服务性程序,还带回了1946年由Von Neumann执笔的关于存储程序概念的报告(Preliminary Report,后称为Von Neumann报告),1958年初我看到的这一报告就是董先生带回来的。张世龙先生在设计计算机时很重视董先生的意见,认为他是真正大量使用过计算机的专家。……董先生离开美国时留下一笔钱给王浩教授(著名的数理逻辑专家、哲学家,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定理机器证明的先驱),由他按时把Communications of ACM杂志寄给董先生。这一杂志我在60年代时每期必读,有些载有重要文章的杂志就是从董先生那里借来,并长期霸占。其中最重要的一期是1961年第1期,上面刊载Rump Group Seminar(美国一个讨论班)发表的一系列关于ALGOL-60编译的文章。DJS-2l机上ALGOL-60编译系统中关于换名参数的处理方法完全是从该期上学来的。……
  文革开始,已经有少量点董铁宝名的大字报,我见到他时劝他“不要怕,事情总会过去”,他回答说“有点怕”,当时已看出他比较紧张。“清理阶级队伍”时,他作为“特嫌”被隔离,不堪受辱上吊自尽,后来王浩等美藉华人回国闻知此事时深表惋惜。
……
幸运的是,当我们四十岁左右时,迎来了打倒“四人帮”、改革开放的春天,许多人在后半辈子做出了新的成绩,当年的“右派”有的成了院士、劳动模范和单位的骨干。受尽磨难的我们这一代人聚会时都毫无例外地谈到:数学力学系学生时代为我们后来的成绩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使我们终生受益。
2003年7月22日 (文章选自《北京大学数学学院九十年》纪念文集)

第二篇
标题:《高庆狮:我曾是“邓小平伸到科学院的黑手”》;<u>此文最初刊载于《科学时报》(现名《中国科学报》)2008年3月17日那一期的第3版,此文的电子版我则是从“科学网”中如下这个地址的网页上复制过来的:
http://news.sciencenet.cn/dz/dznews_photo.aspx?id=2961;《科学时报》(《中国科学报》)和“科学网”都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联合主办的媒体</u>。
这是一个被点上黑点的美丽“神话”,但这个“神话”是真实的。
1957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力学系的高庆狮,在1956年6月国家制定颁布《十二年科学发展规划》时,于同年9月获得机会,参加中科院计算所与北大、清华合办的第一届计算机训练班,并顺利进入中国第一个计算机系统结构研究与设计小组。此后,他成为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地面<u>计算</u>控制中心早期设计负责人之一,成为<u>“两弹一星”</u>任务中我国第一台具有分时中断系统的晶体管<u>计算机——“功勋计算机”</u>的体系结构设计负责人。在“文革”期间,他被指为“走资派的掌上明珠”、“邓小平伸到科学院的黑手”,前者的指控因卫星任务不在研究所幸免陪斗,后者因私人帮助“及时”再次躲过一劫。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之后,他因取得一系列重要科研成果,当选为我国计算机领域最早的两名中科院院士之一,也是当时技术科学部最年轻的院士,并成为第五届、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中略)
“文革”期间:发现“千万次/秒计算机实际只有300万次/秒”
“文革”爆发后,<u>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所长被打成“走资派”,高庆狮是“走资派掌上明珠”,因此造反派多次想揪他去陪斗。由于1965-1970年他是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地面计算控制中心早期设计负责人之一,设计组的军代表保护了他,使他免于陪斗。
1970年,他从国防科工委回到中科院计算所,发现当时被造反派誉为“文化大革命成果”的“千万次/秒1025计算机”实际上只有300万次/秒。于是,他如实报告有关部门,又差点挨批斗,但再次得到了国防科工委参谋们的帮助,又一次逃过了批斗</u>。
1973年3月,计算所所长被“解放”复出,便带领研究所科技处处长和他到<u>钱学森</u>处领取了巨型机的研究任务。<u>钱老指出,发展中国飞行体任务急需巨型机。这项任务他已经布置了多年,回答是中国条件不可能,研制计划只有200万~500万次/秒。钱老希望,在中国的技术条件下,20世纪70年代提交亿次巨型机,80年代提交10亿和百亿次巨型机</u>,90年代提交千亿和万亿次巨型机。
<u>中科院计算所把这项任务交给了高庆狮</u>。
1973年5月,高庆狮在分析美国巨型机的优缺点之后,提出了实现向量语言的纵横加工向量巨型机原理、可全部实现国产化的4-流水线和20兆电路的亿次巨型机方案。
……
1974年,他提出了纵横加工并行算法,比美国杂志上相近的论文早13年。此后,他又提出了后来被全面推广使用的Bitonic和Odd-even两种排序的k-bitonic排序算法。
随后,他与其他科学家一起提出了757模型机的研究,并在1975年7月通过全国论证会后正式拨款上马。但不久,<u>老所长被挤出计算所,造反派打着“四人帮”的“反对资产阶级法权”的旗号进行阻扰,研制工作停顿,他无法完成国家巨型机任务。
在这种情况下,他得到了钱老的指点:鼓足勇气给邓小平写信</u>。他们没有想到,邓小平真的作了批示。不久,<u>胡耀邦调入中科院工作,很快开始帮助解决问题。
然而,好景不长,“四人帮”再次发起了“反击邓小平右倾翻案风”,高庆狮立刻变成了“邓小平伸到科学院的黑手”。当造反派准备批斗他时,“四人帮”却倒台了</u>,他又躲过了一劫。
高庆狮说:“为什么<u>科研人员出了成果,反而一次又一次地要被批斗</u>?根源就是科研人员不是工人阶级的一分子,而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是被专政对象。1977年邓小平召开座谈会,拨乱反正,讲了两条,‘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知识分子,是劳动者,‘解放以来的教育路线是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就是使科研人员从被专政对象成为国家的主人的一部分。”
……(后略)

@wu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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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4-19 19:07:31 | 显示全部楼层
对,我是恐惧:其一我怕吃窝头;其二我怕吃痘猪肉;其三我怕住茅草屋;其四我怕穿破衣服;其五我怕儿子斗老子:其六我怕子孙后代没书读;其七我怕造反派打砸抢。所以,我要把我所知道的那个时代的一切全部写出来,叫我们的子孙后代不再生活在恐惧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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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4-19 20:56:25 | 显示全部楼层
例如,狭义的地下建筑如广州的地下建筑、北京的地铁等,广义的如三线建设。记得那时经常有关于为了备战等,控制建筑高楼大厦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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