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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qingtian

六十年的粮票有多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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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4-6 07:53:37 | 显示全部楼层
60年一天,实在馋死了,就和爸爸要了两毛钱,二两粮票,去茂名市露天矿农贸市场的茶楼吃梦寐已久的“发糕”。去到茶楼甩出二两粮票,两毛钱,叫一声“发糕”,顿时觉得腰杆笔直,豪情万丈!发糕上来了,拳头大一块,褐色——不是糖精,是真正的红糖发糕,表面上一层油,香喷喷的,仿佛要把我的眼睛钩住,久久舍不得吃完,回味再回味……随即左顾右盼,希望能看到熟人……那时候,粮票贵得惊人!如果没有粮票,这份发糕就要一块钱,相当于一两粮票值四毛钱,或者是一斤粮票四块钱!那时候一斤猪肉十五六块钱,一只鸡40块钱,一斤红薯、木薯一块钱到一块二一斤。相当于一个月工资只能买两斤半猪肉或者一只鸡。茂名市页岩油公司58年从抚顺(主要是石油二厂)调来800工人、干部。他们工资高得惊人,四五年工龄就是四五级工——学徒期就要两三年呢!解放初参加工作的,七八年工龄的,往往是六七级工,还有许多解放前参加工作的八级工、技师……他们有钱,能偶尔买一点农贸市场猪肉吃,有的东北孩子还骑上五六百块钱的自行车!最惨的是58年招收的8000学徒工,一个月18块钱,只能买一斤二两猪肉,或者15斤红薯!幸好那时候有粮食定量供应,一斤饭票0.15——0.17元(包括“搭伙费”),一个月还有几两油、几两肉供应。那时候连三分钱一斤的蔬菜都要一块钱一斤,所以各单位都自己开荒种地,种速生快长的通心菜、“猪嫲菜”之类补充……那时候学校开荒种的菜,连老黄叶子都不舍得扔掉喂猪,给我们学生吃。有一段时间,包包菜(甘蓝)上市,我们天天吃老叶子,没有油,想起了都心酸……和抚顺来的工人相反。他们大跃进前参加工作的,年年有提级指标,十年工龄,往往是六七级工,甚至有八级工的!而他们大跃进参加工作的,一直到1972年,14年才提了一级工资!如果像大跃进前的东北央企,怎么也是七八级!——靠他娘,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天壤之别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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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4-6 07:53:48 | 显示全部楼层
60年一天,实在馋死了,就和爸爸要了两毛钱,二两粮票,去茂名市露天矿农贸市场的茶楼吃梦寐已久的“发糕”。去到茶楼甩出二两粮票,两毛钱,叫一声“发糕”,顿时觉得腰杆笔直,豪情万丈!发糕上来了,拳头大一块,褐色——不是糖精,是真正的红糖发糕,表面上一层油,香喷喷的,仿佛要把我的眼睛钩住,久久舍不得吃完,回味再回味……随即左顾右盼,希望能看到熟人……那时候,粮票贵得惊人!如果没有粮票,这份发糕就要一块钱,相当于一两粮票值四毛钱,或者是一斤粮票四块钱!那时候一斤猪肉十五六块钱,一只鸡40块钱,一斤红薯、木薯一块钱到一块二一斤。相当于一个月工资只能买两斤半猪肉或者一只鸡。茂名市页岩油公司58年从抚顺(主要是石油二厂)调来800工人、干部。他们工资高得惊人,四五年工龄就是四五级工——学徒期就要两三年呢!解放初参加工作的,七八年工龄的,往往是六七级工,还有许多解放前参加工作的八级工、技师……他们有钱,能偶尔买一点农贸市场猪肉吃,有的东北孩子还骑上五六百块钱的自行车!最惨的是58年招收的8000学徒工,一个月18块钱,只能买一斤二两猪肉,或者15斤红薯!幸好那时候有粮食定量供应,一斤饭票0.15——0.17元(包括“搭伙费”),一个月还有几两油、几两肉供应。那时候连三分钱一斤的蔬菜都要一块钱一斤,所以各单位都自己开荒种地,种速生快长的通心菜、“猪嫲菜”之类补充……那时候学校开荒种的菜,连老黄叶子都不舍得扔掉喂猪,给我们学生吃。有一段时间,包包菜(甘蓝)上市,我们天天吃老叶子,没有油,想起了都心酸……和抚顺来的工人相反。他们大跃进前参加工作的,年年有提级指标,十年工龄,往往是六七级工,甚至有八级工的!而他们大跃进参加工作的,一直到1972年,14年才提了一级工资!如果像大跃进前的东北央企,怎么也是七八级!——靠他娘,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天壤之别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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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4-6 07:53:56 | 显示全部楼层
60年一天,实在馋死了,就和爸爸要了两毛钱,二两粮票,去茂名市露天矿农贸市场的茶楼吃梦寐已久的“发糕”。去到茶楼甩出二两粮票,两毛钱,叫一声“发糕”,顿时觉得腰杆笔直,豪情万丈!发糕上来了,拳头大一块,褐色——不是糖精,是真正的红糖发糕,表面上一层油,香喷喷的,仿佛要把我的眼睛钩住,久久舍不得吃完,回味再回味……随即左顾右盼,希望能看到熟人……那时候,粮票贵得惊人!如果没有粮票,这份发糕就要一块钱,相当于一两粮票值四毛钱,或者是一斤粮票四块钱!那时候一斤猪肉十五六块钱,一只鸡40块钱,一斤红薯、木薯一块钱到一块二一斤。相当于一个月工资只能买两斤半猪肉或者一只鸡。茂名市页岩油公司58年从抚顺(主要是石油二厂)调来800工人、干部。他们工资高得惊人,四五年工龄就是四五级工——学徒期就要两三年呢!解放初参加工作的,七八年工龄的,往往是六七级工,还有许多解放前参加工作的八级工、技师……他们有钱,能偶尔买一点农贸市场猪肉吃,有的东北孩子还骑上五六百块钱的自行车!最惨的是58年招收的8000学徒工,一个月18块钱,只能买一斤二两猪肉,或者15斤红薯!幸好那时候有粮食定量供应,一斤饭票0.15——0.17元(包括“搭伙费”),一个月还有几两油、几两肉供应。那时候连三分钱一斤的蔬菜都要一块钱一斤,所以各单位都自己开荒种地,种速生快长的通心菜、“猪嫲菜”之类补充……那时候学校开荒种的菜,连老黄叶子都不舍得扔掉喂猪,给我们学生吃。有一段时间,包包菜(甘蓝)上市,我们天天吃老叶子,没有油,想起了都心酸……和抚顺来的工人相反。他们大跃进前参加工作的,年年有提级指标,十年工龄,往往是六七级工,甚至有八级工的!而他们大跃进参加工作的,一直到1972年,14年才提了一级工资!如果像大跃进前的东北央企,怎么也是七八级!——靠他娘,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天壤之别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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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4-6 07:54:07 | 显示全部楼层
60年一天,实在馋死了,就和爸爸要了两毛钱,二两粮票,去茂名市露天矿农贸市场的茶楼吃梦寐已久的“发糕”。去到茶楼甩出二两粮票,两毛钱,叫一声“发糕”,顿时觉得腰杆笔直,豪情万丈!发糕上来了,拳头大一块,褐色——不是糖精,是真正的红糖发糕,表面上一层油,香喷喷的,仿佛要把我的眼睛钩住,久久舍不得吃完,回味再回味……随即左顾右盼,希望能看到熟人……那时候,粮票贵得惊人!如果没有粮票,这份发糕就要一块钱,相当于一两粮票值四毛钱,或者是一斤粮票四块钱!那时候一斤猪肉十五六块钱,一只鸡40块钱,一斤红薯、木薯一块钱到一块二一斤。相当于一个月工资只能买两斤半猪肉或者一只鸡。茂名市页岩油公司58年从抚顺(主要是石油二厂)调来800工人、干部。他们工资高得惊人,四五年工龄就是四五级工——学徒期就要两三年呢!解放初参加工作的,七八年工龄的,往往是六七级工,还有许多解放前参加工作的八级工、技师……他们有钱,能偶尔买一点农贸市场猪肉吃,有的东北孩子还骑上五六百块钱的自行车!最惨的是58年招收的8000学徒工,一个月18块钱,只能买一斤二两猪肉,或者15斤红薯!幸好那时候有粮食定量供应,一斤饭票0.15——0.17元(包括“搭伙费”),一个月还有几两油、几两肉供应。那时候连三分钱一斤的蔬菜都要一块钱一斤,所以各单位都自己开荒种地,种速生快长的通心菜、“猪嫲菜”之类补充……那时候学校开荒种的菜,连老黄叶子都不舍得扔掉喂猪,给我们学生吃。有一段时间,包包菜(甘蓝)上市,我们天天吃老叶子,没有油,想起了都心酸……和抚顺来的工人相反。他们大跃进前参加工作的,年年有提级指标,十年工龄,往往是六七级工,甚至有八级工的!而他们大跃进参加工作的,一直到1972年,14年才提了一级工资!如果像大跃进前的东北央企,怎么也是七八级!——靠他娘,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天壤之别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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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4-6 07:54:16 | 显示全部楼层
60年一天,实在馋死了,就和爸爸要了两毛钱,二两粮票,去茂名市露天矿农贸市场的茶楼吃梦寐已久的“发糕”。去到茶楼甩出二两粮票,两毛钱,叫一声“发糕”,顿时觉得腰杆笔直,豪情万丈!发糕上来了,拳头大一块,褐色——不是糖精,是真正的红糖发糕,表面上一层油,香喷喷的,仿佛要把我的眼睛钩住,久久舍不得吃完,回味再回味……随即左顾右盼,希望能看到熟人……那时候,粮票贵得惊人!如果没有粮票,这份发糕就要一块钱,相当于一两粮票值四毛钱,或者是一斤粮票四块钱!那时候一斤猪肉十五六块钱,一只鸡40块钱,一斤红薯、木薯一块钱到一块二一斤。相当于一个月工资只能买两斤半猪肉或者一只鸡。茂名市页岩油公司58年从抚顺(主要是石油二厂)调来800工人、干部。他们工资高得惊人,四五年工龄就是四五级工——学徒期就要两三年呢!解放初参加工作的,七八年工龄的,往往是六七级工,还有许多解放前参加工作的八级工、技师……他们有钱,能偶尔买一点农贸市场猪肉吃,有的东北孩子还骑上五六百块钱的自行车!最惨的是58年招收的8000学徒工,一个月18块钱,只能买一斤二两猪肉,或者15斤红薯!幸好那时候有粮食定量供应,一斤饭票0.15——0.17元(包括“搭伙费”),一个月还有几两油、几两肉供应。那时候连三分钱一斤的蔬菜都要一块钱一斤,所以各单位都自己开荒种地,种速生快长的通心菜、“猪嫲菜”之类补充……那时候学校开荒种的菜,连老黄叶子都不舍得扔掉喂猪,给我们学生吃。有一段时间,包包菜(甘蓝)上市,我们天天吃老叶子,没有油,想起了都心酸……和抚顺来的工人相反。他们大跃进前参加工作的,年年有提级指标,十年工龄,往往是六七级工,甚至有八级工的!而他们大跃进参加工作的,一直到1972年,14年才提了一级工资!如果像大跃进前的东北央企,怎么也是七八级!——靠他娘,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天壤之别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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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4-6 07:54:48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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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4-6 07:55:04 | 显示全部楼层
国家管理低水平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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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4-6 07:56:26 | 显示全部楼层
我说的上海最初计划购粮,居民购粮仅凭购粮证,巿民只有每月(按人头)发放的二斤就餐券,用于点心店、饭店和食品店粮食制品。这个“就餐券”和你所说的食堂饭票或者学校饭卡不同,我说过它可能是粮票的雏形。
甚至你提到的年龄,在下已经步入古稀之年了。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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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4-6 07:59:05 | 显示全部楼层
特务会没有粮票?那也太笨了。票证主要是为了控制恶性通货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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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4-6 08:01:03 | 显示全部楼层
食品站收购生猪给钱和布票,各省情况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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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4-6 08:03:11 | 显示全部楼层
不知你是真的这么无知,还是假装无知?我国在以前实行粮票体制的年代是禁止把粮票和粮证当钱用的,就是说你买米、面、馒头时不仅要付粮票给粮油店、餐馆,还要付钱!而美国是允许把“食品券”当钱用的,低收入者到超市领食品时只要付“食品券”给超市,不需要另外还付钱给超市!“食品券”类似于大超市发行的购物卡、代金券!(当然,只能用食品券买食品,不能买其它商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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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4-6 08:08:45 | 显示全部楼层
我们这里的政策是,社员养猪一头,卖给国家半头,两头卖给国家一头。所以我说应该发肉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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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4-6 08:08:58 | 显示全部楼层
六、七十年代时非常多的人只有一条长裤、外裤,洗、晒唯一的外裤期间只能先借别人的长裤穿![转贴]我是从下面这篇文章中得知这个令人震惊的情况的:

标题:那个年代的穿衣囧事;<u>转自《经济观察报》8月21日的那一期,此文的电子版我则是从“经济观察网”的这个网页上复制来的:http://www.eeo.com.cn/2017/0821/311087.shtml</u>

作者金雁(见上图)是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的教授

摘要:平常人家每年冬天缝制的新棉衣,到了春天掏出棉花洗一水,作为夹衣穿到5月份,再扯去里子作为单衣能够撑到缝新棉衣的时候就不错了,一般淘气的男孩子这一身衣服就已经烂成布条了。
……
记得我13岁时,一起玩耍的小伙伴大多数都是只有一条裤子,我稍微好一些,也不过是枕头旁多有一条换洗的而已。我们同院的一个姑娘想到池塘里洗裤子找我借穿一下,等到自己的裤子晾晒干了再还给我。本来,洗衣服的时候相互周转一下,在要好的同性朋友中借穿和换穿衣服是很普遍的,算不得什么可值得一提的事情。但是那天偏巧就在我刚脱下裤子,只穿着勉强能遮羞的破烂小裤衩正准备递给她时,就听到她在门口大喊,“裤子,裤子,快穿上!”我在屋里不耐烦地回答,“催什么,这就给你。”这时只见我十分仰慕的一位高中大哥哥突然推门进来,……
……
所以我到上初中的时候,盖的还是上小学时用的被子。因为被子太短,常常盖了上面就盖不了下面,冬天的时候我总是用皮带把被子从后面扎紧,以防一蹬腿,脚丫子露出来。
……
有些物品虽不一定要布票,但也都是凭购物本供应的,比如缝被子的棉线、袜子、洗脸毛巾等。由于需求程度不同,在这方面总会有些“潜力”可挖——缝被子的棉线会被反复使用,男孩子洗脸不用毛巾,于是有些人家就把几条毛巾拼起来当“毛巾被”用,或者搜罗几个购买本,把几家人供应的本色棉线染色以后编制成<u>线衣</u>。我就曾经用白棉线按照《冯秋萍编制大全》上的花样,给家人各织了一件线背心。


金雁/绘图

在上世纪70年代之前的短缺经济时代,居民穿戴用度的纺织品供应极其贫乏,棉花制品是最主要的来源,供小于求的局面一直无法得到改善。国家以发放票证、定量供应以限制需求的手段来保证供需平衡,是当时常规做法。对那些不产棉的省份来说,每人每年一丈二的布票就是全部的可支配用量,捉襟见肘的状况可想而知。
棉花制品的好处是吸汗、抗静电、手感舒适、透气性好,但牢固程度差实在是无法弥补的一大缺憾。平常人家每年冬天缝制的新棉衣,到了春天掏出棉花洗一水,作为夹衣穿到5月份,再扯去里子作为单衣能够撑到缝新棉衣的时候就不错了,一般淘气的男孩子这<u>一身衣服就已经烂成布条了</u>。更何况我们都处在长身体的年龄,棉布衣物就显得格外“不经穿”。

当年山西省<u>兴县</u>蔡家会公社碾坪会生产队小学衣衫褴褛的孩子

我因为跳猴皮筋和打乒乓球,再加上拾柴火做饭等,活动量比较大,一年穿破两条裤子、四双带袢儿的黑条绒鞋和一双球鞋是常有的事,以至于妈妈赌气地说,一定要给我打一双“铁鞋”才行。至于穿露脚趾头的袜子更是比“常态还常态”。很多人家都有一种叫“袜楦子”的东东,是一个木制的脚型,<u>补袜子</u>的时候套进去,便于缝补。
那时我们判断棉布的质量,好坏的标准只有一条,就是“结实”,基本上没有“美观”的概念,从来都是“实用压倒审美”,况且1949年以后定义的新的审美取向是臃肿而没有腰身的“延安化”。膝盖和肩膀上带补丁被认为是一种艰苦朴素的美德+向劳动人民看齐的“双美”体现。最夸张的时候,我的一条裤子上打了十多个补丁。当时在洗得发白的裤子膝盖部位打两个补丁的时髦程度,不亚于现在的破洞牛仔裤。很多人为了增强耐穿性,在新衣服上提前打补丁也是常有的事。
记得我13岁时,一起玩耍的<u>小伙伴大多数都是只有一条裤子</u>,我稍微好一些,也不过是枕头旁多有一条换洗的而已。我们同院的一个姑娘想到池塘里洗裤子<u>找我借穿一下,等到自己的裤子晾晒干了再还给我</u>。本来,<u>洗衣服的时候相互周转一下,在要好的同性朋友中借穿和换穿衣服是很普遍的,</u>算不得什么可值得一提的事情。但是那天偏巧就在我刚脱下裤子,只穿着勉强能遮羞的破烂小裤衩正准备递给她时,就听到她在门口大喊,“裤子,裤子,快穿上!”我在屋里不耐烦地回答,“催什么,这就给你。”
这时只见我十分仰慕的一位高中大哥哥突然推门进来,看见我的狼狈样,他一瞬间也楞了一下,随后尴尬离去。我们几个小伙伴笑成一团,借裤子的小姑娘还抱怨我说,“都提醒你了,叫你赶快穿上”。我说,我在屋里哪里知道,以为是你在催我,等得不耐烦了呢!以至于后来我看到那位兄长都会脸红。
很多年以后,他还曾为此解释道,说当时有事情要向我父亲请教,从外面进来,室内光线暗淡,他什么也没看到。我忙摆手说,别解释了,越描越黑,都是叫“借裤子”才闹得这么窘。通过这件小事就可以知道,虽然我们还不至于衣不蔽体,但“布荒”是仅次于“粮荒”的大事,人们总会想尽一切办法延长衣服的使用寿命或者另辟蹊径来补上这份亏空。
<u>那时候添置一床被子是一家人的大事,因为被里被面需要用掉两丈四的布,这意味着两个人一年没有新衣服穿。我们插队的生产队里,一般人只有在取新媳妇的时候才添置新被子</u>。富裕一点的人家盖“毛毡”,这是一种用羊毛碾压杠制而成的毯状物,盖到身上就像钻到一个羊毛桶里,虽然挡风但是一点也不柔软服帖。穷一些的人家只能靠烧炕取暖,所谓“身下像火炉,身上凉飕飕”,唯一的办法就是像烙煎饼一样,这面烙熟了再翻过来烙那一面。
所以我到上初中的时候,盖的还是上小学时用的被子。因为被子太短,常常盖了上面就盖不了下面,冬天的时候我总是用皮带把被子从后面扎紧,以防一蹬腿脚丫子露出来。后来母亲下狠心花费刚毕业大学生一个月的工资(很长一个阶段,大学生毕业后的月工资和毛毯是同步涨价,我们那里戏称他们是可以一年挣12条毯子的“毛毯人”)给我买了一条毛毯。
这条毛毯一直跟着我走南闯北,夏天垫在下面防潮,冬天盖在上面御寒。结婚以后因为住房条件局促,学校分给我们的教工宿舍只是一间15平米的单间,我和孩子、小保姆住了就没有秦晖的地方,他只好借住在学生宿舍厕所旁边一间潮湿无比的杂物间里。一天中午吃饭时,他把毛毯晾晒在宿舍外的铁丝上,等吃完饭回来,毛毯已不见踪影,我不甘心地在校园里找了半天也未果。
二因为凡是沾“棉”的衣物比如棉背心、秋裤等都要收取一定的布票,那半寸长短的小纸片就格外珍贵,都是由妈妈夹在存折里珍惜使用。有次因为售货员粗心,多收了她二尺布票,她心痛得一夜辗转反侧。如果碰到布票减半的绵绸类物品,大家就都会争相转告,排长队购买。有些物品虽不一定要布票,但也都是凭购物本供应的,比如缝被子的棉线、袜子、洗脸毛巾等。
由于需求程度不同,在这方面总会有些“潜力”可挖——缝被子的棉线会被反复使用,男孩子洗脸不用毛巾,于是有些人家就把几条毛巾拼起来当毛巾被用,或者搜罗几个购买本,把几家人供应的本色棉线染色以后编制成线衣。我就曾经用白棉线按照《冯秋萍编制大全》上的花样,给家人各织了一件线背心。
也有些人会把节省下来的布票偷偷摸摸地拿到“黑市”上卖掉,换取一些其他急需物品。倒卖布票,当时属于“投机倒把罪”和“破坏票证管制罪”,如果被纠察抓住是要进“学习班”或者被判刑的,但是票证的地下交易从来就没有消失过。
虽然中国被誉为“丝绸之国”,除了棉之外的丝、毛、麻用品历史也很悠久。但是由于受地域环境的限制和“以粮为纲”的政策导向,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些产品产量少、价格贵,无法大批量供应。丝绸的抗牢固程度比棉布更差,且质地轻薄、不易上色,历来被视为“资产阶级和剥削阶级”的衣服,无法进入平常百姓人家。只有像我姥姥那样早年“富贵过”,家里又是从事纺织行业的人才能分辨出“绫、罗、绢、丝”各自有什么不同织法。
相比之下,毛纺织品的抗磨损程度要强许多,可是价格昂贵还要凭工业券供应,在计划经济时代也属于“奢侈”用品,一般人家很少穿着。母亲曾花费120个工业券和150元的“巨款”为父亲缝制了一身毛华达呢制服,这是我们全家两年积攒下来的结果,为的是省下布票给我们用。
那个时候,大家的穿着都是一样的“蓝蚂蚁”,小姑娘顶多也就用花花绿绿的“玻璃绳”扎辫子来体现一下“色彩”。有一个阶段流行起了“一尺布翻花样”。说一尺布可以做书包、裤衩、胸衣,还可以做假领子,正处于豆蔻年华,“想美”的我们都很想实践一下,几个人分别软磨硬泡地从大人那里各自讨来一尺布票,买来花花绿绿的布在一起操作。别人做的书包、裤衩都很成功。唯独我做的胸衣腋下和前胸的弧度裁剪不好,再加我不懂得上贴边另裁的道理,成品皱巴巴的,穿上比不穿更难受。于是不停地试不停地改,越做越丑陋,不伦不类的挂在肚脐上面,既不像背心又不像胸罩,引得大家哈哈大笑。改到最后的结果,剪的布片只能用来做沙包和洋娃娃的衣服了。这可以算是我第一次失败的DIY,后来我还做过假领子,也不是很成功。也许我选择的恰好是衣服的两个难点部位。
上世纪六十年代已经开始有合成纤维制品供应,因为下垂感显著,俗称“抖抖料子布”。街上的孩子们都知道“穿着抖抖布,一定是大干部”。到了70年代初,我们所在的县城商业门市部第一次有“的确良”女衬衣到货,一共有三种颜色:粉红、豆绿和浅灰。这种不要布票的新品种衣服色彩艳丽、布料挺括平整、据说又薄又耐穿,不用烫,不褪色,容易洗,干得快,还不走样。因为价钱要比普通的平纹布高两倍,大家是看得多买的少。
妈妈仍然决定“不惜血本”给我买一件,最后我选中了豆绿色,也算开了一时“洋气”之先。在物资匮缺的年代,我比女伴们多一件“的确良”衬衫,虽然有“不艰苦朴素”、“资产阶级”生活作风之嫌,但心里仍然美美的。有时候在井边遇到挑水的小孩,他们会故意把水撒到我身上,然后大喊“的确凉、的确凉”,以讥讽我的穿着与大家不同。因为我姥姥家在天津,有时会寄一两件式样别致的成衣来,穿出来在小县城里显得既另类又新颖,很是扎眼。
三1972年我参加工作,分配在离县城40里的首阳镇的基层供销社工作。供销社原来是50年代初农村推行三大合作运动——生产合作、供销合作、信用合作的产物。在计划经济的统购统销年代,为了卡死流通环节,便把原来民间自发的结社购销变成了官方商业系统的衍生品。我们所在的供销社是该县西南唯一的商业网点,负责农副产品的统购和农资产品、日常生活用品的统销,等于是县商业局的分支,早已没有了任何“合作”的成分,完全处于垄断地位,相当于“盐铁官营”。除了官方一家,任何个人不得经商,百姓之间任何的物资交流都属于违法。
我先是分到了在鞋帽组,后来被委以重任“荣升”到了“布匹组”。布匹组是整个综合门市部——食品、百货、鞋帽、日用里面最重要的部门。一是因为棉布的核价单位都是计算到“厘”,比如白棉布0.285元,斜纹布0.425元,咔叽布0.465元,不像其他物品的价格都是整数,不用算盘的话心算容易出错,业务要求要高一点;二来布匹组还要多一道收取布票的手续,零售也就罢了,盘点起来格外麻烦;三是布匹伸缩性差距很大,有的布匹是包含了“整匹零卖”的损耗在里面,有的则卡得很死,整匹丈量刚好,零卖起来就会有“短缺”。刚刚经历过“一打三反”运动,<u>商业局是众矢之的,贪污自杀的人多了去了!</u>所以布匹组对人员的要求比其他组要高些——要体力好,搬运成捆的布匹是个力气活;要脑子好算账正确;还要嘴巴快,布匹组<u>是个经常吵架的地方</u>,没有点据理力争的能力还真不行。(楼主附注:“一打三反”是指打击反革命破坏活动、反对<u>贪污</u>盗窃、反对投机倒把、反对铺张浪费)
我在供销社的那两年,十天一大集,五天一小集。人们手中的货币和物资交流只有这一个地方,所以逢集的拥挤程度可想而知了。早上9点钟开门,7点钟就有人等在门口,一开门,柜台都要挤垮了,不要说喝口水,中午饭都要等到下午3点钟以后才能胡乱拨拉几口。我们用的一米的长尺子前面安了一个小刀片,丈量完以后划一个小口,两手的食指和中指卡住布,拇指用力展开双臂一伸手就可以撕开。但有时候速度快,卡在手指缝当中的布丝儿也会把手指和手掌划一道很深的口子。我一个逢集日要做几百上千次扯布动作,到了晚上胳膊酸的连碗都端不住了。
其实体力还是小事,关键是算账绝对不能忙中出错,我们那时候兴“唱账”,就是每一笔交易一定要大声说出来。比如“0.465的哔叽6尺,2.79元,当面点清,出门概不负责!”一般来讲,我算账出错的几率不高,来找后账的大都是尺寸问题。如前所述,一尺布票都能使我母亲夜不能寐,可见短缺度有多高。有一年到了一批类似军用的咔叽布,颜色质地与军装相仿。军装当时是最时髦的服装,能有一件仿军装也是很多人梦寐以求的事,所以那批布卖得别提多火爆了。
可是偏偏这批到货可能是“战备库存布”,没有“零售消耗余头”,也就是说整批布零售下来会有大约2-3米的缺口。“一打三反”的余波使我们每个人都心有余悸,害怕落个“账目不清”的罪名。我只能紧紧卡住尺子卖,<u>棉布有伸缩性,拉直和铺平之间大约会有1.5-2寸的差距。而恰好这批布的“缩水率”又比较高,结果十人当中有差不多有六七个人来找“后账”,说我没有给够尺寸。</u>我向每一个人反复陈述这中间的缘由。由于我说话语速快,分贝高,又占一点理,<u>说白了还是“独此一家、别无分店”的“垄断”底气,没有一个人能“吵”过我的。</u>于是便赢得了“一张利嘴如同麻链子(搓麻线用具,意为转得快)”的称号。
有的人甚至找到领导面前。社领导特意到门市部来过问此事。我把所剩布匹摊在柜台上,全部丈量一遍让领导看,不这么卖,损耗的短缺算谁的?领导和业务员商量了一下,特批给我一些“损耗量”,同时批评我态度不好,可以事先向人们说明“缩水率”,建议多购,预留出一点“放量”,好在这批布很快就告罄了。有一日我碰到镇上的裁缝,他对我说,你卖的这批布,最后高兴了学生娃。一问才知,原来大人购来想给自己做衣服,结果由于尺码和缩水的原因都改给孩子们做了。
为了腾出棉花用地,增加种粮的土地面积,上世纪70年代开始,中国大量进口化纤设备,不要布票的“的卡、的纶”之类的化纤纺织品种类多起来了,引发了人们在穿衣上的革命。1974年我去兰大当“工农兵学员”学习俄语以后,还回过一趟原来的供销社,棉布的紧俏状态已有所缓解,成衣制品也开始多起来了。1978年以后农村市场开放,1985年统购统销取消以后,票证的作用也就寿终正寝了。
商业局和供销社垄断的局面一去不复返了。供销社成为了鸡肋,面临着三个不承认:<u>农民不承认它是“合伙人”组织,说“合作社不合作,联合社不联合”</u>;政府不承认它是官办企业,命其自负盈亏;供销社职工也不承认自己是群众性经济组织,觉得国家是卸磨杀驴,任其自生自灭。用我们那里职工的话说,现在的政策是“用着了搂到怀里,用不着了推到崖里”。脑子活泛点的,赶紧自谋出路。我们供销社原来的同事有些就自己出来“单干”了,上广州下江南的到处批发组织货源回来销售,我笑称她是“一个人的供销社”。她对我说,供销社虽然还存在,但是已经被彻底边缘化了,“吃皇粮”<u>“只此一家”</u>的买卖再也没有了。
现在人们的穿着已经在向个性化、多样化发展,网购更是不受地域和付款方式的限制。对那些买衣服买到要“剁手”的年轻人来说,这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听着就像天方夜谭一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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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4-6 08:11:31 | 显示全部楼层
六、七十年代时我国很多军机飞行员的妻子靠关系,也参军入伍,享受了当年国家给予军人的优厚待遇![转贴] 我是从下面这篇文章中得知这个情况的:

标题:生活在两个大国之间;摘自<u>“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的</u>书《人生况味(&lt;老照片&gt;典藏版)》。

中苏之间从50年代末期到60年代末期经历了一段非常曲折的过程。到了90年代,两国间关系恢复了正常。生活在这种历史背景里的个人,则不过是漂浮在滔天波澜里的一叶小舟。这张照片左侧的女孩叫吉新林。她生于1931年,父亲是中国人吉合。

1938年摄于苏联库鲁斯科,左为吉新林。(原载《老照片》第7辑)

1925年10月底,苏联“十月革命”八周年前夕,冯玉祥亲自挑选了四十名年轻军官分别送往苏联和日本学军事。吉合是被派往苏联的二十人中的一个。毕业留苏后,他认识了吉新林的母亲安大尼娜·伊利伊士娜,婚后于1931年有了吉新林。1931年夏,吉合奉命秘密回国,行前按康生等人指示,连家属都不得透露任何消息。吉合一家从此天各一方,相互间再无音信。
与父亲分别后,吉新林经历了苏德战争的考验,长大成人。由于成绩优异,被莫斯科大学录取。新中国成立,中苏建交,吉合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驻苏副武官重返莫斯科。来苏联后,经多方寻找,终于找到了自己的妻子和女儿。1952年,吉新林与父亲在莫斯科重逢了。她头上戴的、身上穿的、手中提的都是父亲给的。1955年,经其父请求,由中国数学大师华罗庚亲自考察合格后,吉新林被安排在中科院的数学所工作。1959年,吉新林嫁给了中国第一代轰炸机飞行员姚雪森。1961年,吉新林的母亲因中苏关系破裂完全公开,放弃了苏联国籍,还放弃了每月四百卢布的退休工资,和“苏修”一刀两断,加入了中国国籍,随吉新林、姚雪森一同生活。
1965年,姚雪森已升任海航五师师长。为方便部队调防,想尽办法为所有飞行员家属办理了入伍手续,惟有他自己的老婆享受不了这一<u>待遇</u>,其<u>原因是吉新林有一半苏联血统</u>。直到1995年这一问题,方获解决,经刘华清亲自批准,吉新林按副师职待遇退休。(楼主批注:姚雪森出生于94年前的直隶省(今河北省)易县,1938年参加八路军,参加过百团大战、平津、辽沈、太原、兰州等战役。1950年被选为飞行学员,进入海军航空学校第一期学习飞行。1952年毕业后,担任海军第一支轰炸机部队——航一师一团第一任团长,后历任海军航空兵师长、海军舰队航空兵参谋长、海军第二航空学校校长等职,并在海军、海航党委领导下创办了中国海洋直升机公司和中国海洋航空公司,<u>担任首任董事长。1985年退休。由此可见,他“想尽办法”给他手下的飞行员们的妻子们“走后门”,给她们全都办了参军手续,让她们全都享受到现役军人、现役军官的待遇,是在1965年他当上 海军航空兵第5师师长后的六、七十年代。</u>关于他的生平,可参阅百度百科的“姚雪森”词条:https://baike.baidu.com/item/%E5%A7%9A%E9%9B%AA%E6%A3%AE


姚雪森


姚雪森、吉新林夫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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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4-6 08:16:15 | 显示全部楼层
70年代时我国有些农民穷得吃饭时只能舔盐块当作“吃菜”![转贴] 《深度:惊心动魄三十多年国运家事纪实》(以下简称《深度》)一书中叙述了作者李锦当年在山东省沂源县东里公社(现东里镇)一座名叫“唐山”的山中的一个村庄采访时,目击到一户农民虽然家里有5个成年的男劳动力却穷得吃饭时没菜吃,舔盐块当作“吃菜”的经过,并附有当时拍下的照片!

此书是“中国言实出版社”出版的,那家出版社的官网中的这个网页上有它的自我介绍:http://www.zgyscbs.cn/content.aspx?page=about,其中第一句话就说:“中国言实出版社是国务院研究室主管主办的国家级出版单位”。“网易”云阅读频道中的<i>这个网页</i>上有此书的电子版供大家在线阅览此书的正文:<i>http://yuedu.163.com/source/7ba8df7c041f4c2dbf26021d40c7751a_4</i>。下面我直接贴出书中第一章里相关的一些内容(“网易”上此书的第一章属于让大家免费地试读、阅读的一个章节):
(第一章)第二节:采访路上目击的贫穷(上)
……(此处省略头4个段落)
1973年7、8月间,黄河泛滥,河南兰考、山东东明一带河水上涨,淹没河滩,也冲决一些河堤,黄河河南岸很多社队沦为一片泽国。济南军区舟桥团奔赴灾区抗洪,我取道徐州往兰考、东明采访。(网易上面“作者简介”里是这样介绍作者的:李锦,江苏射阳人,新华社高级记者,农村改革初期,以千里走单骑,深入田间炕头调查研究闻名。……现为国资委新闻中心首席专家、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企业报》总编辑) 沿着津浦线、陇海线看到成群结队的农民埋伏在铁道线两边,遇到货车停下,便蝗虫一般涌上去,爬上车皮,把头埋下,随火车出外逃荒。
  到了兰考是深夜二点,火车站上灾民把车站内内外外盖满了,使人没法挪步。有几个干部拿着喇叭大声劝着群众回家生产,在讲着道理,可是群众没有听的。这使人想起穆青、冯健、周原写的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中焦书记夜访火车站的场景,已经过去七八年了,怎么比那时更贫穷,农民处境更为凄惨?(楼主批注:著名的焦裕禄生前就是河南省兰考县的县委书记) 在兰考、东明一带黄河大堤上,灾民排成队等着领救济粮,人们多光着上身,裸露着瘦骨峋嶙的身体。十二、三岁的男孩都光着屁股,有的六七岁的女孩也是这样。躺在一个芦苇棚里,我看到两个女孩见人来了,躲到芦席里,仅露着头。一个老汉竟是光着身子,用一片麻袋用绳子围着下身。场景凄惨,这给我留下难忘印象。
……(中略)
(第一章)第三节 采访路上目击的贫穷(下)
民以食为天。接着灾荒与饥饿的是死亡的威胁。“穷是吵,饿是斗”,矛盾由此而生。农民在精神上也屡受打击而至失望与麻木,社会丑恶现象也接连出现,使得农村处在动荡不安与败落的状态。从1971年到1978年,我们一边报道农村“莺歌燕舞”的大好形势,一边目睹农村的贫穷与愚昧,心灵在截然对立的两种现实的巨大冲突中常常难以自安。
  被遗弃的108个男人
<u>我到过鲁西北41个县中的39个,几乎在每个县都遇到讨饭的。</u>(“鲁”是山东省的简称,“鲁西北”就是“山东西北部”的意思。——楼主批注) 特别是在津浦线上的县城火车站附近,常常是讨饭的人聚集的地方。<u>有次在禹城车站旁的饭店,仅仅20分钟就有13个人进来要饭。往往是服务员刚刚端饭上来,要饭的人便蜂拥而上,一起把手伸到你面前,那脏黑的手</u>,使人恶心,<u>有的背部裂开口子,血都渗出来</u>。一个<u>来自刘长子村的两姐妹,大的11岁,小的仅5岁,在我面前站了一会,其中大的女孩一下子跪在地上,说母亲病了,弟弟饿,悲哀的眼神使人可怜,我只好把新端上的水饺</u>全部留给她。
  <u>为什么那么多人外出讨饭?是农业生产受到严重破坏</u>,家乡的土地养不活他们。<u>很多社队农民年均口粮不到200斤</u>,不出来乞讨只有饿死。

李锦所著的另一本书《大转折的瞬间——目击中国农村改革》(以下简称《大转折的瞬间》)中一张1979年在山东济南市街头采访一名乞丐婆的照片。原图所配的文字说明是:“1979年1月,本书作者李锦在济南街头向一位来自茌平的要饭老人了解农村情况。(齐紫 摄)”。茌平是山东省“聊城”市的一个县。

   在临清县康庄公社医院,我遇上医院抢救一位喝药水<u>自尽</u>的教师。(“临清县康庄公社”就是现在的山东省临清市康庄镇。——楼主批注) 当时,<u>因为缺口粮,农村出现很多怪现象。胆大的有的砍公家树卖,有的到水利工地偷木材、钢材卖,也有的到棉花收购站偷棉花。老实一点的就外出打零工,不要面子的便劝老婆孩子出去讨饭</u>。这个教师本来是代课的,因为<u>学生大多退学了</u>,便在家中务农。可他又是要脸面的人,不让妻儿出去要饭,眼看着家中口粮没了,到亲戚家借粮时又被羞辱一顿。一气之下,他<u>喝了农药。亏得抢救及时才幸免于难</u>。被救醒后,他还口口声声说“不怨天,不怨地,只怨自个没本事,不该养这么多孩子”,使听的人要掉泪。
  因为贫穷,很多地方出现妇女成批外嫁的现象,使光棍汉迅速增多。茌平县王老公社民政干部统计人口时,发现在大王楼大队23岁至60岁的单身男人有108人,也就是说这个大队有108个光棍汉。历史上天灾战乱往往造成妻离子散的悲剧,那些漂泊在外,或死在他乡的多是男人,留下一群孤儿寡妇;而贫困造成的离散却是男人被遗弃的景象!
  “108个光棍汉,这个村庄有多大?”当我听到茌平人介绍大王楼村有108条光棍汉时,极感诧异。
  “这个村有200多户,600多人。”县委宣传部的张宝海肯定地回答。(楼主点评:“600多人”是包括未成年人在内的总人口,适婚年龄以上、20多岁以上的成年男性和成年女性的总人数肯定没有600人!)
  “是因为水质不好,残废人多,还是其它原因?”“水质也好,<u>就是因为穷</u>,逃荒到东北去的多。<u>从1966年到1979年,只有闺女出门,极少有新媳妇进村的。”</u>
……(中略)
在沂源县东里公社唐山山腰,我见到一个完全对生活失去信心的家庭,他们一家有五条光棍。老汉鲍延吉72岁,四个儿子,十一个孙子,当我第一天来到他家时,老汉坐在门口,一个医生到他门上要债。三个月前老伴<u>病死了,欠下210元药费和30元的棺材钱,四个儿子拿不出钱</u>,债主就逼老汉。老汉也怪犟的,说“你跟他们要,娘死了,归儿子出钱”,儿子们说“老的还在,钱由他出”,弄得医生急得直嚷“不像个人家”。我进老汉家一看,屋里的<u>床是土块堆起来的,</u>靠门口有一缸咸菜。他一边喝着<u>自己熬的地瓜干酒,一边用舌头舔着大块的咸盐,喝一口酒,舔一次盐</u>。医生 生气地说“你不还钱还喝酒”?老汉说“不喝酒,我活着还有啥意思啊”?

《大转折的瞬间》中也讲到了这件事,并附上了鲍老汉舔盐块喝酒的照片,文字说明是:“姓鲍的老汉面对要债的人说,自己<u>吃不上菜,每天吃咸盐。这是他边挑捡盐块边诉苦”</u>

   第二天又路过他们家时已是中午十一点。没有一个下地干活的,都在老汉门前下棋。这个光棍堂很有意思,清一色的黑棉袄黑棉裤,没有一个穿罩衣裳的。老汉摆擂台,儿子们都赢不过他。<u>问他们为什么不下地干活,老大说“没啥干的。干也是白干,没有水浇地,全靠老天</u>。修了十多年水库,都是替外村干的”。老汉补充说:“也不让开山砍树,不让养鸡,口粮买不回,只有国家救济,饿不死,就行。”(楼主点评:但《大转折的瞬间》中在“老汉补充”前面还多出了这么一个句子:老二说:“队里‘分红时,每个劳动日还要倒贴一毛钱,干活越多,倒贴越多。” 前面说了鲍延吉老汉有4个儿子、11个孙子,全家共有5条光棍汉,由此看来,老汉的11个孙子中应该有一些已经成年了但仍是光棍汉;此外,老汉的4个儿子,平均每个儿子又有三个自己的子女、小孩,老二、二儿子说自己家是“倒挂户”,每年年底生产队分红、发钱时,扣掉他家全年所“领”的粮食的购买费,他家反而要给生产队钱——粮食款,而不是生产队给他钱!“倒挂户”们只能从自己平时养鸡卖蛋获得的收入和“自留地”上的农作物带来的一点收入中拿钱出来给生产队补足全年的粮食款!今年补不足,就暂时“挂账”,明年补足、补清。当年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倒挂”的现象,表面看是因为“倒挂户”们家里无法挣工分的小孩过多,能挣工分的劳动力过少,或者是“倒挂户”家中的劳动力体质弱,但更主要的原因其实是当年农民要交纳的“农业税”,要交的公粮的任务过重,要出售给国家的“余粮”任务也重,而国家所定的收购“余粮”的收购价过低,从而导致生产队,暨全队社员从国家手中获得的钱太少,最终使得工分的“日值”太低!这家的二儿子之所以说“(在公田里)干活越多,倒贴越多”,是因为在公田里干活会挤占他好好侍弄他家“自留地”里的农作物的时间,会额外地多消耗他的体力,使他每天要吃的粮食量变大,这样他要付给生产队的粮食款也就变多了)

春节中午11点。在沂源县东里公社唐山山腰,我见到一个完全对生活失去信心的家庭,他们一家有五条光棍。

在农村有两件大事,一是能吃上饭,还有一件是能娶上媳妇。很多大队的党支部书记最焦心的便是这两件事。为了深入了解农村情况,我到陵县一个“学大寨”先进单位北小高大队书记家住下。他家也很穷,炕上只有席子,没有垫的,只有一床被子。他从一家刚结婚的人家借来一床新被,让我盖着。我们在炕上啦了半夜,他尽介绍怎样用“转亲”的方法为光棍汉找媳妇的事。
  到了深夜一点,听到敲门声,进来一个面容憔悴的老太太,扑通一声跪在地上,直磕头。原来她儿媳喝药水还没死,请大队派拖拉机送到公社去抢救;她女儿要朝回跑,被邻村的婆家绑起来了,也请老支书找公社干部说话。老支书连忙起来忙活,等到他回来时天已亮了。原来是这位老太太的儿子快四十岁上还没说上对象,有个小妹妹才十六岁。正好邻村也有一户这样的人家,<u>老支书出面介绍,让这个村的16岁女孩退了中学,嫁给那户人家,把那户人家的女儿换过来与她哥哥成亲。硬扭的瓜不甜,这两家常闹别扭</u>。老支书一夜未睡便是处理这件事的。
  第二天,老支书还领着我到小学校去看,介绍哪家有女孩,他哥哥将来就能换回一个媳妇。正因为老支书有这个本事,在村里威信很高,上级也对他满意得很。我问她,这样不符合婚姻法。<u>老支书深深地叹一口气说,这二十年农村被折腾坏了,路歪了,只能用歪法子治,农村才能太平。</u>
  沂源县三岔乡有一户人家,哥哥残废在家,妹妹为了服伺哥哥,总不肯出嫁。想为哥哥换个对象,哪怕是聋子瞎子,她也情愿跟人家走。可是没有姑娘肯嫁给她哥哥,一拖再拖,她已经二十六岁了。村里是把她作为优秀女青年推荐给我拍照片的,说全村人都夸奖她是好闺女。了解清楚情况后,我哭笑不得,这怎么能报道呢?但是,为了给村干部面子,我还是把闪光灯亮了一次,为兄妹俩留下了照片。


《大转折的瞬间》一书中也讲到了这件事,并且附上了那俩兄妹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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