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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农民生病很难到城里住院,因为没粮票买热饭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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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2-11 21:54:2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我是从下面这篇文章中得知这样的事的:

标题:《票证,计划经济失败的有力物证》;转自<u>人民日报</u>社
发表于 2018-12-11 22:06:01 | 显示全部楼层
在网络上我并不经常回帖,可是楼主在 这个帖子里面的表现之优秀,让我觉得不能错过这个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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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2-11 22:40:04 | 显示全部楼层
记得当年农民是拿米和居民换粮票,居民吃的几年陈年米也喜欢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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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2-11 22:42:03 | 显示全部楼层
农民在医院不是包住包住吗??怎么还要粮票???帽驴太无耻了,那我等8090后年轻人骗惨了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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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2-11 22:46:00 | 显示全部楼层
领导生病了就住“高干病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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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2-11 23:22:02 | 显示全部楼层

路世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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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2-11 23:24:03 | 显示全部楼层
这种行为在文革时期属于违法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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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2-11 23:32:03 | 显示全部楼层
割资本主义尾巴
摘自“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出版的《大突破:新中国私营经济风云录》的第三章第3节中国民(私)营经济研究会会长保育钧说:“1963年以后的‘四清运动,不断割资本主义尾巴,直到连续10年的‘文化大革命。”①
<u>割资本主义尾巴,意思是</u>身子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公有制),而尾巴还留在资本主义(私有制)。要动刀子,把留在资本主义的尾巴割去,全身毫无保留地进入社会主义。
割资本主义尾巴主要在农村中进行。其做法包括:
定期检查和丈量农民的自留地,看看是否偷偷扩大了面积(<u>“文革”中很多地方取消了农民自留地</u>);
<u>检查农民私人喂养的猪、牛、羊是否超过了公家规定的头数(“文革” 中有些地方不许农民私自喂养牲畜)</u>;
检查农民是否偷偷跑到“自由市场”作小买卖(<u>有的地方把农民卖几个鸡蛋也称作“投机倒把”</u>);
<u>检查农民是否偷偷从事补锅、修车、缝纫等个体劳动</u>……
凡发现违反规定者,轻则责令改正,重则批判斗争,没收部分财产。这就是 “割资本主义尾巴”。
在“文革”中,“割资本主义尾巴”发展到城里,取消了修鞋、修车、裁缝、零售摊点等个体劳动。
但是,虽然措施如此严酷,城乡老百姓还是想尽办法捣腾点私活,以求生存。特别是“天高皇帝远”的地方,更是如此。一些农村基层干部在“文革”后写文章回忆说,当初他们下乡“搞社教”“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时候,给社员丈量自留地,故意睁一眼闭一眼,放宽标准,<u>私下</u>允许农民有限地扩大一点自留地,多弄一点口粮。江苏、浙江一些地方农村,在“文革”中也没有取消“社队企业”,并且允许农民包揽一点机修、电工、建筑、养殖、兽医、缝纫等私活,允许农民搞一点“自由市场”,互通有无。这是后来江浙一带乡镇企业先于全国崛起的基础。
在城里,一些从事裁剪、医药、书画装裱、自行车修理、家具制作的个体劳动者,也纷纷采取“单线联系”、“上门服务”等方式,悄悄在“地下”运行,缓解了人们迫切的生活需求。
这是人性使然,是人们对极“左”路线的自发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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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2-11 23:55:01 | 显示全部楼层
70年代山东微山县竟规定每个农民个人只能养一只鸭子,多养的一律强制杀掉!后来启动著名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只半年多时间,当地的鸭子的养殖量就暴增了很多倍,其中大捐生产队(大捐村)的暴增了13倍![转贴]摘要:队里不让养鸭,他不听,民兵到鸭圈里抓鸭杀,他把镰刀放在鸭圈里,刀口朝上,割得干部一手的血,气得干部第二天早上在他家周围洒了一片农药,毒死他家十多只鸭。他也气火了,拿着扁担到大队要与干部拼命。干部说他是搞资本主义,杀不了资本主义的挡路鸭,就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你再闹,就把你绑到公安局,让你知道是胳膊粗,还是大腿粗。……当地很多群众素以养鸭为生,到70年代初,微山湖麻鸭发展到30万只。可是因为“四人帮”破坏党的农村经济政策,……大割“资本主义尾巴”,要把养鸭在内的家庭副业统统砍掉。在1973年后,微山湖这一带有人提出“鸭头不能超过人头”(即“鸭口、鸭子数不能超过人口、人口数”)、“剁鸭头,要鸭命,家家户户掀鸭圈”。到了1978年,微山湖的麻鸭仅剩下7万多只。

摘自“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书《大转折的瞬间——目击中国农村改革》的第二章第9节。作者李锦,《中国企业报》总编辑、新华社高级记者,曾任新华社西藏分社副社长、山东分社副社长等职,并兼任过山东大学、山东师范大学、济南大学等7所大学的教授。

1978年,我接受了报道中国北方最大的淡水湖微山湖的对外专题报道任务,从1978年秋天到1979年秋天,先后去了山东的微山、鱼台、济宁、薛城、滕县和江苏的丰县、沛县、铜山等地。第一次去微山湖时,微山县委宣传部的张信民把我送到“农业学大寨”先进单位微湖大队就回去了。大队书记把我“派饭”派到一个姓段的人家,和他们一家吃饭,我每天付7角钱。第一顿早饭就使人感到不舒服,房东吃的是一只咸鸭蛋,吃完就上工去了。他老婆把锅底下厚的捞走了,上面是稀稀的汤水,我只好就着咸菜喝了两碗稀粥。更让人不是滋味的是粥还没喝完,这妇女就端着孩子朝我这边拉屎,大便溅到裤脚上,狗来舔屎,这妇女又接连喝几声“死狗,滚,滚”,不知骂的是谁,使得我火窝在心里不好发。我转过脸把剩下的稀饭一口喝完便出门了。到了下午两点,这家人门关着。到了3点,这个男人吃饭后又走了,桌上留下一个玉米饼子和半小碗虾酱。女人在里面喂孩子,她只是呶了呶嘴,示意我吃饭,便不作声了。到晚上8点去吃第三顿饭时,他们家灯熄了。敲门时,男人扔出一句话:我们家就吃两顿。

山东老百姓一般是好客的,我也在其它地方吃过“派饭”,遇上这样的人家是少有的。我思忖自己初来乍到,也没得罪他们,遇上这种态度,很难忍受。在第二天早上问大队会计,会计说的话更令人生气,他说这小子不听政府的,搞资本主义最凶,平时外面干部的“派饭”,他从来不肯接,这次又轮到他家,你忍着点吧。
后来了解到,这是个很倔强的小伙子,平时也很灵巧,捞鱼摸虾、养鸭喂鸡,样样都精。可是上一年<u>队里不让养鸭,他不听,民兵到鸭圈里抓鸭杀</u>,他把镰刀放在鸭圈里,刀口朝上,割得干部一手的血,气得干部第二天早上在他家周围洒了一片农药,毒死他家十多只鸭。他也气火了,拿着扁担到大队要与干部拼命。干部说他是搞资本主义,杀不了资本主义的挡路鸭,就<u>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u>,你再闹,就把你绑到公安局,让你知道是胳膊粗,还是大腿粗。这个姓段的青年被老婆硬拽着回了家。

在如今的浙江省诸暨县著名的古建筑“千柱屋”的外墙上,仍然可以看到那个时代留下的标语“堵死资本主义路,迈开社会主义步”。

这个青年的母亲,大概觉得我遭受的冷遇是无辜的,早上再到他儿子门口时,大娘把我拉到她家吃饭,特意煮了个大鹅蛋,大娘也骂儿子是个惹祸的根苗,撞到山墙 头也不回,接着又<u>骂干部是“绝八代的”</u>。她很会说理,说解放前也让老百姓养鸭,现在怎么就不让养了呢?他们说俺养鸭是资本主义,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俺不会种麦,非要俺种,可俺会养鸭,却不让养,不是明着坑人嘛?

早饭后,老太太在我临走时又问:你们城里人喝的墨水多,说说啥叫资本主义?俺这里湖面看不到边,从古到今养了多少年鸭啦,可现在<u>上头只让一个人养一只,多了就是资本主义,这理太歪了</u>。

在1979年,山东省微山县微湖大队的渔民在酒桌上经常碰三杯酒,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而干杯。<u>渔民们最满意的有三条:允许发展渔业,不再搞“以粮为纲”;允许搞家庭副业;农副产品提价。(楼主点评:农、林、牧、副、渔,50年代-70年代时实行的“以粮为纲”在实践中往往成了“副业、渔业、林业等为农业让路,为了农业而牺牲掉家庭副业、渔业,对农民从事渔业、副业的行为进行严厉地打压”!</u>家禽养殖业就是一种“副业”)

在1978年前,除了僵化的人民公社体制,还有一种无形的绳索与这种体制相结合,就是什么事都讲姓“社”姓“资”。<u>“四人帮”刚刚粉碎不久,“左”倾思想余威犹存,许多问题人们就是知道错了,也还不表态</u>。昭阳公社书记说,现在稍微不留神就与资本主义沾上边,当时有两把刀架在头上,一把是“夺粮”,<u>“以粮为纲”实际上是“全面砍光”,就是微山这样的湖区县,上面把粮食指标放在第一位,要渔民不吃“亏心粮”,投资投在农业上,使得渔业发展不起来。(楼主批注:昭阳公社就是现在山东省济宁市微山县的昭阳乡,而“全面砍光”的意思就是砍掉“林、牧、副、渔”等其它四业,只保留“农”——农业) 第二把刀是“夺人”,不许老百姓把精力用在“自留地”与副业生产上,因此禁止社员个人养鸭养鹅。干部如果做不好这两项工作,就被认为是“软班子”</u>。他们只好昧着良心,不顾死活去堵“资本主义”的路。
有的群众把鸭子赶到湖中央的芦苇荡里藏着。于是,便有人组织“湖上围剿队”,把芦苇包围起来,一块一块清查,鸭子跑了就用枪打。
微山湖是我国北方最大的淡水湖,微山湖大麻鸭是我国优良鸭种,这里的龙缸松花蛋远销日本、东南亚。当地很多群众素以养鸭为生,到70年代初,微山湖麻鸭发展到30万只。可是因为“四人帮”破坏党的农村经济政策,<u>把社员饲养家禽诬蔑为给资本主义供氧输血,他们大割“资本主义尾巴”,要把养鸭在内的家庭副业统统砍掉。在1973年后,微山湖这一带有人提出“鸭头不能超过人头”(即“鸭口、鸭子数不能超过人口、人口数”)、“剁鸭头,要鸭命,家家户户掀鸭圈”。到了1978年,微山湖的麻鸭仅剩下7万多只。伤害了群众利益,群众必然产生怨恨情绪,使得干部群众关系恶化,有些群众便把怨恨发泄到自己所接触到的干部身上,在微湖大队派饭时,我在群众家中受冷遇的根由便在这里。</u>
一年过去了,我没有离开微山湖,一直在鲁西南一带采访,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我到了微山县另一个“农业学大寨”先进单位昭阳公社大捐大队,受到了很好的接待,与微山湖大队形成鲜明的对比。(楼主附注:“鲁”是山东省的简称,而当年的“大捐大队”就是现在山东济宁市微山县昭阳街道的大捐村,即微山湖上的大捐岛) 到这个村时,也不“派饭”了,天天在大队长段有光家中吃。渔民们都自动送鱼送鸭来,一天三顿都是鱼虾鹅鸭,每天还有一顿鱼肉饺子。对此,我数次表示过意不去,要他们做得简单点,一汤一菜就行了,但是渔民说,要说前两年我们不会给你这么吃的,现在党制定了好政策,渔民的光景越来越好,上面来的干部多吃了,我们高兴,不吃心里反而过不去。
大捐大队在湖心上,是微山湖大麻鸭的集中产地,<u>渔业发展不起来,老百姓就靠鸭蛋换钱打油买盐过日子。在“割资本主义尾巴”时全村2万只鸭剩下不到1000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仅仅大半年时间,大捐大队养鸭数量一下子发展到13000只。</u>(楼主附注:就是说,<u>当年改革开放只花半年多时间就使当地的鸭子的养殖数量一下子增长了13倍!增长了百分之一千三百!</u>) 离村很远,在湖中就听到呱呱的鸭叫声。上了岸,见到鸭群一队队的在眼前涌过,我常常停下来,为鸭群让路,几乎家家都有一群鹅鸭,像是走进鸭的世界。临到中午收蛋的时候,鸭圈里是一片白花花的。女社员刘敏一个人养鸭收入1000多元,她说,三中全会最使湖里人满意的是发展副业这一条,种什么,养什么,随自己,不搞强迫命令了,照这样下去,鱼虾啥都有,还有菱角、芡实、莲子,湖里宝贝多着哩。

1979年,微山湖上的<u>大捐岛</u>渔民发展养鸭,养鸭总数达13000只,平均每户养鸭收入即达200元。

在大捐大队我还了解到惊心动魄的湖上夺粮斗争,与我天天在一起吃饭的大队长段有光就是这场斗争的指挥者,也<u>是旧体制下执行“以粮为纲”方针的牺牲者</u>。
当时,<u>上面鼓励渔民围湖造田,给每个大队都下达了上交粮食的指标</u>。大捐大队处在微山湖上,房屋依岛而建,<u>没有土地,无法完成交粮任务</u>,就不能评为“学大寨”先进单位。而且<u>每次会上都受批评</u>。大捐人便在湖对岸围起一片地,有上百亩地,可那边的土地是<u>江苏省沛县湖屯公社店子村</u>的,两个村的群众为此发生争执,由于都得到上头的支持,使得矛盾激化,两个村数次发生械斗。到夏天收割小麦时,大捐大队组织全体劳力在一夜之间把湖对岸的小麦都抢收光了。沛县那边的农民觉得吃了亏,纷纷要求抢粮。

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沛县农民2000多人划着几百条船把大捐岛包围了。大队长段有光组织全村突围,把鱼叉、竹篙全部找来,妇女们把门上的门栓也抽下来,最后“民兵连”的机枪也架起来了。段有光一声大吼,“打死人我陪,你们把我一家老少养着。”枪声响了,渔民跟着他冲了出去,把江苏那个村打垮了,粮食保住了,可是江苏那边死了3个,伤了20个。山东这边40多人都见了血,那一片湖面上水都红红的。当时,两省群众分别打电报给山东省委书记和江苏省委书记,也报告了中央。
这是微山湖上渔民抢粮时发生的极为悲惨的一幕。这件事对两个村的群众造成的损失与伤害非常严重。段有光被判刑,而全村人都承诺养活段有光的妻小,并且多次联名写信保段有光。我住在村中时,好几位老年渔民恳求我到县上为段有光开脱,认为他是为人民服务而出事的,不是为个人,还有他为的是给国家多交粮食,不是为自己村庄。但牵涉到已经开枪并且打死了人,事情比较复杂。后来,我还是与县委领导讲了这件事,他们也表示同情这个人,但是有法律在,何况江苏那边追着不放,事情是要处理的。群众的盲动与违法固然不能原谅,然而使人惋惜的是,<u>“以粮为纲”的农业指导方针,导致“全面砍光”的后果,逼使多少村庄走上一条不愿走的道路,使多少农民的利益受到不应有的损害。</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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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2-12 12:49:02 | 显示全部楼层

何满子(见上图),原名孙承勋,著名杂文家,1919年出生于浙江富阳一个大家族。解放前历任衡阳《力报》记者、南京《大刚报》记者、天津《益世报》驻南京特派员。解放后,曾任《上海自由论坛晚报》总编辑、大众书店编辑、震旦大学中文系教授、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编辑、上海古籍出版社编审。早期从事美学与文艺理论研究,后治中国古代小说,兼治思想史、民俗等学科。已出版的专著有《艺术形式论》、《论〈儒林外史〉》、《汲古说林》、《中古文人风采》、《中国酒文化》、《中国爱情小说中的两性关系》及杂文随笔集共三十余种。2009年5月8日晚上在上海瑞金医院去世。


梁晓声(见上图),当代著名作家,原名梁绍生。1949年9月22日出生于哈尔滨市,祖籍山东荣成市泊于镇温泉寨。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创作出版过大量有影响的小说、散文、随笔及影视作品。中国现当代以知青文学成名的代表作家之一。现居北京,任教于北京语言大学人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
1968年到1975年曾在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劳动。1977年任北京电影制片厂编辑、编剧,1988年调至中国儿童电影制厂任艺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电影审查委员会委员及中国电影进口审查委员会委员。2002年开始任北京语言大学中文系教授。2012年6月被聘任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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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2-12 13:03:05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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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2-12 14:45:04 | 显示全部楼层
千万不要忘记“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历史教训![转贴]说起“割资本主义尾巴”,人们常常把它看成是发生在“文革”期间的荒唐事儿;一些地方史书和个人回忆录,也是这样记载的。近年来,个别人甚至把“割尾巴”说成是“谣言”或极个别的现象。
实际上,从1957年“农村社会主义大辩论”开始到1976年“文革”结束的20年间,以限制乃至取消农民自留地、家庭副业和农村集市为主要内容的“割尾巴”运动,时断时续,出现过五、六波高潮。笔者看到的中央文件和中央领导讲话,似乎没有使用过“割尾巴”这个概念,但多次作出开展“两条道路斗争”和反对“资本主义自发倾向”之类的部署,包括一些“割尾巴”的具体内容;《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等中央媒体和地方媒体的报道,以及各地党委、政府或“革命委员会”发布的文件或领导讲话中,有关“割尾巴”的口号、规定或消息则可谓俯拾即是;改革开放以来出版的史志书籍和一些“过来人”的回忆文章,也对“割尾巴”的历史,进行了不同角度的记叙。
为什么中央正式文件多次申明保留农民自留地和家庭副业,而实际工作中又不间断地限制甚至取消自留地和家庭副业呢?一个重要原因是党的最高领导人红太阳始终没有放弃“使小生产绝种”的念头。
早在1943年,红太阳就说,“分散的个体生产,就是封建统治的经济基础,而使农民自己陷入永远的痛苦。克服这一状况的唯一办法,就是逐渐集体化,而达到集体化的唯一道路,依据列宁所说,就是经过合作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不久,红太阳就置“保护农民私有财产”和“个体劳动者所有制”的法律规定(见《共同纲领》和《五四宪法》)于不顾,发动了苏式“合作化运动”。
虽然关于合作化运动的“文本决议”规定了“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国家帮助”的原则。但因为照搬苏联所谓“集体化”模式,并不断地反右倾、批“小脚女人”,实际上工作中,始终存在着层层施压、强制推行的问题。这样的合作化运动,既不符合国际通行的合作经济规则,也不符合马克思关于“让农民自己通过经济道路来实现”“向集体所有制的过渡”的思想。所以,合作化运动遭到农民的消极抵抗。大量的地方史料表明,多数农业合作社存在着管理混乱、生产下降、人心不稳等问题(详见本人拙文《农业集体化出现偏差的最根本原因是农民自主权缺失》)。
为缓解社会矛盾,避免农业萎缩,东北局、华北局在合作化运动开始不久,就在《农业生产合作社试行简章》中作出了允许社员家庭“留出自用少量菜地及宅旁果园由自己经营”的规定。在合作化运动高潮中,全国人大常委会颁布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草案)》(由邓子恢主持修订并经中共七届六中全会讨论同意)规定:“允许社员有小块的自留地”,“每口人所留的土地至多不能超过全村每口人所有土地的平均数的百分之五”。
虽然红太阳当时没有反对这些政策规定,但他更信奉列宁关于“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论断。
1955年7月31日,红太阳在《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中说:“农村中的资本主义的自发势力一天一天地在发展……这种情况如果让它发展下去,农村中向两极分化的现象必然一天一天地严重起来……这个问题,只有在新的基础之上才能获得解决……即实行合作化,在农村中消灭富农经济制度和个体经济制度,使全体农村人民共同富裕起来。”
1955年10月11日,红太阳在党的七届六中全会上说:“要使帝国主义绝种,封建主义绝种,资本主义绝种,小生产也绝种。”
1957年7月,红太阳在《一九五七年夏季的形势》一文中认定:退社的富裕中农是“想走资本主义道路”,所以,他要求“向全体农村人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教育,批判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批判某些干部的本位主义思想,批判富裕中农的资本主义思想和个人主义思想”,对他们进行“说理斗争”。他断言,“在农村中,仍然有或者是社会主义或者是资本主义,这样两条道路的斗争。这个斗争,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取得彻底胜利”。
1958年,红太阳支持一些地方搞“小社并大社”,并发动了“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化运动,赞赏河南、河北等地将社员的自留地、自养畜,甚至生活资料收归公社所有。强力推行大办公共食堂。
面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造成的严重困难,红太阳虽然不得不同意进行政策调整,甚至做一些自我批评,但从内心并没有改变反对“资本主义倾向”,追求纯粹公有制的情结。在经济调整初见成效的情况下,他在1962年9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次全会上断言:“在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整个历史时期存在着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存在着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这两条道路的斗争。被推翻的反动统治阶级不甘心于灭亡,他们总是企图复辟。同时,社会上还存在着资产阶级的影响和旧社会的习惯势力,存在着一部分小生产者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他们“一有机会,就企图离开社会主义道路,走资本主义道路”。他要求,阶级斗争和两条道路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1963年5月,红太阳主持制定的“社教运动”“前十条”,重申了这些观点,明确提出“击破资本主义自发势力的包围”的口号。
“文化大革命”期间,“四人帮”及其爪牙在《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文章,把经济调整时期的政策说成“三自一包”(自负盈亏、自由市场、自留地和包产到户),并定性为修正主义路线,组织全国范围内的大批判;通过“九大”,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确定为党的指导思想;通过“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活动,把农村社员的自留地和家庭副业说成是资本主义因素、资产阶级滋生的土壤;通过推广大寨“大批促大干”的极左经验,再次刮起“割资本主义尾巴”,“堵资本主义道路”的风潮。
……(中略)
新一轮“大跃进”和“共产风”造成了农业和轻工业生产大幅度下降和严重饥荒。1960、1961、1962年全国粮食总产分别为19350万吨、14750万吨、16000万吨,分别比1957年减少1.0%、24.5%、18.1%。农业大省黑龙江,这三年粮食产量分别比1957年减少21.0%、28.9%、12.9。农村第二大产业——畜牧业同样徘徊不前。1962年,全省马存栏比1953年下降了17.2%,等于1941年的78.3%;黄牛存栏比1953年下降了29%;生猪比1953年减少5.3%,只占第二个五年计划的31%。1961年,中共黑龙江省委给东北局的一份报告写道:1956年以后,大牲畜逐年减少,到1961年11月末,从1955年的256.5万头下降到189万头,降幅达26.5%。其中农用役畜减少到86万头,比1955年减少47.7%。同时,膘头多是五六成。四成以下不能使役的占3%,挽力一般降低20%左右。大牲畜正常死亡率为3——4%,1960年和今年头10个月,全省死亡53万头,死亡率高达25%左右。1955年以前,有繁殖能力的母畜,平均繁殖率为48%,成活率为繁殖总数的80%,而1956年以后,在母畜大量减少后,繁殖率平均下降到34%,成活率仅为75%左右。
由于农民家庭副业受到限制,农民收入不增反减。1960——1962年,黑龙江省农民人均收入三年平均66.7元,比前三年平均水平低7.2%;比1952——1956年平均水平低14.5%。
面对全面紧张的经济形势,中共中央再次进行政策调整。1960年11月3日,中共中央下发了《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即《十二条》),明确宣布“允许社员经营少量自留地和小规模家庭副业”“恢复农村集市贸易”。1961年1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正式决定对国民经济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3月底,中央工作会议通过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同年6月和翌年9月又下发了修正草案)。“条例”规定,允许社员“耕种由人民公社分配的自留地”;“自留地、饲料地、开荒地”三者加起来“可以占生产大队耕地面积的5%到10%,最多不能超过百分之15%”;允许、鼓励和帮助社员利用业余时间发展家庭副业。1962年七千人大会之后,各领域的政策进行了进一步调整:农村人民公社的基本核算单位退到了相当于原来初级社规模的生产小队;屡被禁止的包产到户生产责任制在许多地方由农民再次自发地搞起来。
第四波“割尾巴”摇摇摆摆,主要发生在1963年至1966年的“社教”运动(也叫“四清”运动)期间。
在经济调整期间,红太阳态度往往自相矛盾、变来变去。他曾支持第一线的领导深入基层开展调查研究,进行经济调整,并亲自主持制定《农业六十条》,肯定自留地制度的必要性,但又说自留地是“个体所有制的尾巴”(朱金鹏:《农业合作化和集体化时期自留地制度的演变》)。对“包产到户”,他曾同意“五风”和大饥荒最严重的安徽省进行试验,但不久又予以否定。1961年11月,党中央在《关于在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教育的指示》中要求,把“包产到户”和一些变相单干的做法改正过来。同年12月,红太阳表示,农村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以后,不能再退了,“责任田”这类办法没有必要在试行下去了。1962年3月,安徽省不得不作出改正“责任田”办法的决议,承认“这个办法是迎合农民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办法”(《党史》二卷第612页)。
1962年9月,党的八届十次全会正式通过的《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列修正草案》,将自留地、家庭副业、集市贸易等方面的政策固定下来。但就在这次会议上,红太阳大讲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1963年5月——11月,中共中央连续下发关于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两个十条”,“四清”运动在全国大面积铺开,一直持续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
这场运动虽然对于解决干部作风和经济管理等方面的问题起了一定作用,但总的指导思想是开展两个阶级、两条道路斗争,包括反对“小生产者的自发的资本主义倾向”。虽然文件中要求,“把投机倒把分子同资本主义自发倾向比较严重的人,加以区别;把投机倒把活动同正当的集市贸易活动,加以区别;把资本主义自发势力同正当的社员家庭副业,加以区别”。但在实际运动中,很多地方把社员家庭副业当做资本主义自发倾向予以整治,农村集市贸易受到严格限制。有些基层干部的“四不清”行为,被贴上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标签。如:中共黑龙江省委写给中央和东北局的报告称,“社教”运动使“自发资本主义倾向受到了抵制”。“社教”运动试点县呼兰县在基层干部违法乱纪的调查报告中,把生产大队办砖厂的行为认定为走资本主义道路。省、县工作组把生产队开酒坊、油坊和小药房,定性为“以集体经济名义搞资本主义投机倒把活动”;把社员经营小菜园到市场卖菜说成是资本主义倾向;把分给社员的自留地占总面积10%说成是两条路线斗争(“六十条”规定不超过15%)。
文革初期,有的地方把“割尾巴”与“学习毛主席著作”活动结合进行。如1966年6月14日的《人民日报》以《广东省农村中蓬勃兴起群众性学习毛主席著作热潮》为题报道,遂溪县城月公社家寮大队,原来有不少社员顾家庭副业,不顾集体……人们说他们尾巴长(资本主义尾巴)……经过学习毛主席著作,人们思想变了,破私立公,大家争着“割尾巴”。
总的看,这一波“割尾巴”,有“六十条”限制,且处于政策调整期间,所以不像人民公社初期和文革期间那么疯狂。但因为受“阶级斗争天天讲”理论的影响,且与反右倾紧密衔接,所以在政治上顺理成章地成为“文革”预演,在经济上导致生产停滞不前。1965年,全国粮食总产只有19450万吨,比1957年还低90多万吨。1961——1965年五年平均总产,只有15190万吨,比前5年平均水平(19033万吨)低20.2%。油料、黄麻、红麻、桑蚕茧、柞蚕茧、茶叶、水果等主要农产品的产量都不及1957年(党史二卷741页)。
黑龙江省1965年的农村副业产值只有2.25亿元,比13年前的1952年减少37.2%;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只有10.5%,比13年前降低7.9个百分点。1963——1965年,3年农民人均年均收入只有65.4元,比前3年平均水平降低2%;比1957——1959年平均水平降低9.0%,比1952——1956年平均水平低16.6%。陕西省渭南地区的副业产值1957年后出现滑坡,1962年比1956年减少21.6%。
……(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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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2-12 16:10:03 | 显示全部楼层
那时农民奇穷,别说到外地就医了,就是本县的医院他们都无钱去住,大多都在家中等死。72年时长庆油田刚上马,我们临时住在农民家里,我们住的那家房东有位六十岁的老头,就是在家中病了几个月后死去的,因为家贫,期间他从未住院就医。几乎同时,隔壁邻居一农民的孩童也得了重病,因无钱住院最后也死在了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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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2-12 16:40:05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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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2-12 17:41:04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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