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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主: yingzidui

1974年的这份文件表明当年读小学初中都是要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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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2-4 20:39:35 | 显示全部楼层
阁下在现实世界中恐怕从来没有见过像 @陕西农民福来 这么脑残的东西。大开眼界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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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2-4 20:43:14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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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2-5 00:06:11 | 显示全部楼层
“50后”大叔自曝60年代初即使在下雪天,自己每天也只能打着赤脚去上学![转贴]蒙林坚,男,“50后”,广西期刊《广西政报》的副主编;出生在广西环江县川山镇乐衣村洞赖屯,广西师范大学生命科学系毕业。当过教师,还从过政;先后在各类报刊杂志上发表散文、学术论文、小说近百万字,著有散文集《苦乐童年——我童年的一百个故事》,编有散文集《美在广西》和《美丽的环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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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2-5 08:49:39 | 显示全部楼层
本人从小学到大学都没交过学费,最多就是买书与练习本的钱。农民家庭,能承担自己的生活费就不错了。大学里的助学金是每月12元。大学毕业后就是国家干部身份,也就是行政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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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2-5 15:42:33 | 显示全部楼层
我如果没记错的话,1978年小学一年级学杂费一共3元,教材每本是2毛多,语文数学加起来大约5毛,作业本是自己另外买,不包括在学杂费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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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2-5 15:57:07 | 显示全部楼层
那时候学费是免费的,收的是叫“学杂费”,包括课本、作业本、班会费等等。并且都是计算的非常清楚,课本多少钱,作业本多少钱,班会费最后结算有结余可以退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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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2-5 16:05:13 | 显示全部楼层
76年小学,好像是2.5元学杂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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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2-5 21:36:57 | 显示全部楼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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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2-5 22:52:02 | 显示全部楼层
楼主实话实说,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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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2-6 11:56:02 | 显示全部楼层
当年周总理曾为北京大学的“工农兵大学生”的极度无知而痛心疾首、大发感慨[转贴]

我是从下面这篇文章中得知这件事的:

标题:我所接触的晚年周恩来总理;<u>转自于“腾讯”网的这个网页:http://view.inews.qq.com/a/20170708A03D8C00</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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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2-6 15:50:43 | 显示全部楼层
文革造成中国大学生数量奇缺 1979年不如蒙古与印度[转贴] 核心提示:首先是知识分子奇缺,1979年只有在校大学生102万人,平均每万人中仅有10.5人,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例举的141个国家和地区相比较,我国居于第113位,落后于蒙古(每万人中大学生平均68.3人)、印度(每万人中大学生平均52.4人)、泰国(每万人中大学生平均31.3人)。

本文摘自:《命运与使命:中国知识分子问题世纪回眸》,作者:冯建辉,出版:华文出版社;本文的电子版我则是从“凤凰网”历史频道中的这个网页上复制、得到的:http://news.ifeng.com/history/zhongguoxiandaishi/detail_2012_07/18/16108573_0.shtml。“凤凰网”是“凤凰卫视”主办的网站。

“十年浩劫”名曰“文化大革命”,自然促使人们从文化视角对“文革”进行反思。长期以来,由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政策上的左倾错误数度泛滥成灾,特别是经历“文革”,对知识分子的迫害和对文化事业的破坏,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当我们国家走出“文革”,打开窗子面向世界时,惊愕的发现,我们在许多方面大大落后了。
首先是知识分子奇缺,1979年只有在校大学生102万人,平均每万人中仅有10.5人,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例举的141个国家和地区相比较,我国居于第113位,落后于蒙古(每万人中大学生平均68.3人)、印度(每万人中大学生平均52.4人)、泰国(每万人中大学生平均31.3人)。1978年工业部门每百名职工中,仅有工程技术人员3。9人(当时苏联为18人),电子工业部门每百名职工中,工程技术人员12人(日本为40人),农业人口每万人中,农业技术人员4人(日本为40人)。反映在科学技术和生产上,更是比世界其他国家落后了几十年。美国于1965—1966年开始研制每秒几千万到几亿次电子计算机,而我国在1976年,才着手研究每秒二百万次的集成电路计算机。国外一个2000人的半导体工厂竟比我们全国的生产还要多好几倍。美国一个农业人口生产粮食十几万斤,而我国才二千斤上下,相差几十倍。
即使是最引我们自豪的社会科学,自认为有马克思主义最先进的思想武器,不可能比资本主义社会科学落后,现在也受到挑战。1979年3月16日《参考消息》刊登的一篇题为《中共的社会科学也要急起直追》的文章,列举了我国社会科学方面的诸多弊病,如:“要求社会科学书籍十全十美,审稿的关卡多,各种清规戒律窒息了社会科学的发展”;要求著作“都按长官的意志编写、修改,哪里还谈得上发挥下面的积极性!更谈不上百家争鸣!”;写书赶形势,与某国关系好时尽写友好史,一旦关系变恶马上修改为交恶史,“这种不实事求是的态度,也严重地阻碍了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涉及现代和当代的人物、事件、历史、哲学观点,等等,更是人们不能触及的”;“社会学在世界各国有了发展,中共由于过去批判了社会学是资产阶级的东西,致使人们望而生畏。至今,社会学还是一个空白点”;“中共的研究手段还处于落后状态,图书资料还是靠手抄油印,有些图书资料不允许借出图书馆使用”,等等。
面对世界的变化和我国的落后状况,中央决定首先从抓“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入手,作好思想认识上的拨乱反正工作。1977年5月24日,邓小平语重心长的提到,“同发达国家相比,我们的科学技术和教育整整落后了二十年。科研人员美国有一百二十万,苏联九十万,我们只有二十多万,还包括老弱病残,真正顶用的不很多”,他后来又讲:“同发达国家相比较,经济上的差距不止是十年了,可能是二十年、三十年,有的地方可能是五十年”。他提出:“我们要实现现代化,关键是科学技术要能上去”,“靠空讲不能实现现代化,必须有知识,有人才”,因此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什么叫“尊重”,就是“要承认这些人是劳动者”。1977年8月8日,邓小平在科学和教育座谈会上又讲:“老九并不坏”,“知识分子的名誉要恢复”。
时任中央领导工作的胡耀邦,也多次讲到对知识和知识分子的认识问题。1980年2月,他在剧本创作座谈会上说:“长期以来我们对知识分子的看法不对头。对这一部分劳动人民看错了,歪曲了他们的形象。……现在我们在纠正过去的错误看法和由此产生的错误做法,纠正得好有成绩。但遗留的问题还不少,还要继续纠正,彻底纠正过来才罢休”。1980年3月23日,胡耀邦在另一次讲话中,对知识分子不信任的思想提出批评:“我们党内不少同志对有知识的人,仍然不大信任,往往把他们不盲从、爱动脑筋、爱提意见的优点看成骄傲自大。我们必须认真地解决这个问题”。1980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普及小学教育若干问题的决定》中,对轻视知识、轻视知识分子的根源做了进一步的分析。指出上面(领导)的根源是左倾思想,下面(群众)的根源是“小生产观念的束缚,存在着许多模糊、片面以至错误的认识”。1982年1月30日,《中共中央关于检查一次知识分子工作的通知》,从历史上给知识分子平了反。“通知”说:“历史证明,我国广大知识分子是热爱祖国、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的,他们同工人、农民一道在革命和建设中发挥了巨大作用,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中不可缺少的重要依靠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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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2-6 16:52:31 | 显示全部楼层
64年上的中学,其中大部分人上不起的,虽说学杂费4,5块钱,但百分之九十五的人拿不起,去村里开的证明信缓付,有的学校可以,有的不可,但只有挨家去借借了,或由村里暂借,我64年考上中学,共六人,有三人没上学,没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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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2-6 16:56:46 | 显示全部楼层
64年上的中学,其中大部分人上不起的,虽说学杂费4,5块钱,但百分之九十五的人拿不起,去村里开的证明信缓付,有的学校可以,有的不可,但只有挨家去借借了,或由村里暂借,我64年考上中学,共六人,有三人没上学,没钱,农民每天男子成人一天一毛三,一个月三块多,这里是北京地区离天安门直线距离30里,现在是最富庶地区,75年依然 豆腐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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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2-6 16:57:07 | 显示全部楼层
64年上的中学,其中大部分人上不起的,虽说学杂费4,5块钱,但百分之九十五的人拿不起,去村里开的证明信缓付,有的学校可以,有的不可,但只有挨家去借借了,或由村里暂借,我64年考上中学,共六人,有三人没上学,没钱,农民每天男子成人一天一毛三,一个月三块多,这里是北京地区离天安门直线距离30里,现在是最富庶地区,75年依然 豆腐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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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2-6 17:07:06 | 显示全部楼层
1977年清华教授谈文革时入学的“工农兵大学生”:基础差 <u>理科生不知道牛顿定律</u>【转贴】<u>此文原本是江西省委党史研究室与江西省中共党史学会共同主办的《党史文苑》杂志上的一篇文章,“人民网”的“子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党史频道的一个网页上有此文的电子版,那个网页的具体地址是:http://dangshi.people.com.cn/n/2015/0212/c85037-26555906.html</u>,原标题为:《引领科教领域的拨乱反正:1977年科教工作座谈会》
1977年8月召开的科教工作座谈会,是邓小平复出后主持的第一个重要会议。这次会议不仅对于科教领域的拨乱反正起到重要作用,而且是恢复高考的一次重要会议。
……(中略)
为倾听科教界的意见,了解科教工作的实际情况,打开科教工作的新局面,邓小平决定主持召开一个科学和教育工作座谈会。他提出,座谈会要找一些敢说话、有见解,不是行政人员,在自然科学方面有才学,与“四人帮”没有牵连的人参加。按照邓小平的意见,中科院和教育部分别在各自系统找了吴文俊、童第周、严东生、王大珩、周培源、苏步青、吴健中、查全性、潘际銮等33位研究员、教授代表,其中年龄最大的是82岁的小麦育种专家金善宝,最小的是31岁的中国科技大学教师温元凯。
8月4日,科教工作座谈会在北京饭店召开,除了33位代表,还有中科院负责人方毅、李昌、武衡、童大林,教育部负责人刘西尧、李琦、李琦涛,以及国务院政治研究室负责人胡乔木、于光远、邓力群等人参加。
……(中略)
唐教授在谈到大学教育质量的问题时,与会者也认为已到了非解决不可的地步了(楼主说明:“唐教授”是指吉林大学的唐敖庆教授)。中科院上海硅酸盐所的严东生、有机化学所的汪猷和生物物理所的邹承鲁等认为,现在高等院校专业分的太细,再加什么“典型产品教学”,学生学的知识面太窄,零零碎碎,不成系统,到科研单位工作很困难。清华大学的何东昌说,“四人帮”疯狂破坏基础课教学。1972年还算是这些年来情况较好的一年,<u>基础课主要是中学课程,全年只有一百多学时,也就是三四个星期学的大学课程</u>;1974年,连中学的水平也达不到了,<u>现在还有20%的人在学初等数学。工程物理系三年级学的只是普通物理,有的学生连中学学的牛顿定律也不知道。</u>(楼主批注:这个会议是1977年8月4日召开的,两个多月后的10月21日,我国各大媒体才发布将在一个多月后恢复高考,举行文革结束后的第一次高考的消息。那次高考,全国各地的考试日期并不一致,但最早的地方,比如北京,也才是12月初举行考试的!)
在座谈过程中,邓小平插话说,要把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成果放到教材里去,把数理化和外文的基础打好。小学、中学的水平提高了,大学的情况就不同了。要做思想工作,把“臭老九”的帽子丢掉。对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中通过自学达到了较高水平的人,要研究用什么办法、经过什么途径选拔回来。这种人成千上万,要非常注意这部分人,爱护这部分人,千方百计把他们招回来上大学或当研究生。大学可以直接从高中招生。大学要办得活一点。有些青年成绩好,没毕业就可以当研究生,好的班也可以全班转入研究生。过几年后,大学要重点培养研究生。这样做,研究人员成长得快。这是个方针问题。这样出人才会快些。
8月5日座谈会继续。上午第一个发言的是中科院长春光机所的王大珩,主要是控诉“四人帮”残酷迫害科技人员的罪行。他说,“四人帮”胡说科技界的特务,像香蕉一样一串一串的。“四人帮”在“长春光机”的代理人说什么“文化大革命前,光机所被走资派、叛、特、反所把持”,“敌人发展特务比我们发展党员还快”,“有些人这边参加共产党,那边参加国民党”;还说光机所有8条又粗又黑的黑线,什么美蒋特务的线,苏修特务的线。他们采取逼、供、信手段,制造了骇人听闻的特务集团冤案,有216个人被隔离审查,有100多人被勒令进“学习班”作检查交代,有5个人被押至公安机关,被打死、逼死的有副研究员、工程师、工人、干部共10多人。
……(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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